“把工作做好，减轻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
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一口气能做20个标准俯卧撑，谢礼立一点儿都不像82岁。刚分配到工力所时，所领导没有让他马上搞研究，而是让他锻炼动手能力。“那时我像个工匠。”他说。
工力所人做学问，并非只是在实验室与机械、图纸、公式打交道。去现场，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传统。每当有地震发生，这支“国家队”就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除了参与指导烈度划分、评估地震损失、做安全鉴定和救援外，他们还要开展地震灾害的科学考察和流动观测，搜集第一手资料。
1966年邢台地震后，谢礼立在现场待了3年。由于熟悉灾害情况，有现场工作经验，在周恩来总理视察时，虽然他那时还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却与国内顶尖专家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给周总理汇报。
曲哲与地震工程的渊源开始于12年前的汶川地震。当时，他还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到重灾区北川的考察经历，让他头一次体会到灾害的无情。这坚定了他研究工程抗震的信念。
就在那次考察中，他意识到了建筑薄弱层倒塌的危害，并着手开始相关研究。5年后芦山地震，非结构件的破坏暴露出另一个严重隐患，推动他关注非结构抗震的问题。
1996年包头地震之后，孙柏涛到过国内外绝大部分的破坏性地震现场。他直面生离死别，尝遍辛酸苦辣。他说，余生就像是赚回来的一样。至此，他只有一个念头：“把工作做好，减轻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
为了尽可能调查、搜集资料，在危楼里，在废墟中，孙柏涛和队员们冒着余震风险，高强度工作。在汶川，由于长时间顶着烈日，他和团队多人出现虚脱。
凭借丰富的现场经验，孙柏涛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房屋震坏了，不看图纸，就能八九不离十说出原因。汶川地震后，都江堰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出现多处裂缝，准备拆除，他判断建筑主体结构完好，只需要有针对性地做些加固就好。这栋大楼至今仍在使用。
“人的精力有限，要把有限的精力留给科研”
谢礼立一生获得荣誉无数，不少还是国家级科学奖。可在他眼中，这些都不是做研究的初衷。他有一套自己的哲学：“人的精力有限，要把有限的精力留给科研。”
上学时，谢礼立主修俄语，工作后开始学习英语，他收集来老所长和国外友人的通信，带着两个馒头、一瓶水，从早上6点到晚上7点，独自坐在公园里，反复背诵。如今在所里，他的英语水平也是公认的好。
谢礼立是上海人，到哈尔滨后就喜欢上了这里。他说，哈尔滨夏天凉爽，冬天屋里暖和，适合看书、做研究。
过去的半年，孙柏涛团队起草了两本有关地震灾害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的规范。他当了10年所长，念念不忘的是科研，是对地震工程学科的理解。工作日难得空闲，一到周末，他就和学生们待在一起讨论问题。
一心为学的氛围吸引着曲哲。在日本求学时，他是日本建筑学会会长的得意门生，老师对他的学术水平大加赞赏。曲哲说，做科研有点像创业，不同在于，它有时是一个人在孤独求索。
曲哲乐在其中，也找到了与外界交流的办法。几年前，他做起了自媒体。他说，现在传播方式多样，要写好给少数同行看的科研文章，也要向老百姓说明自己在做什么、自己的研究有什么用，才能提高大家的防灾减灾意识。
几阵寒风，凉意渐起，地处哈尔滨的工力所又将迎来白雪皑皑的冬季。但曲哲说，冬季的工力所，显得更加宁静、更加美丽。
保持那份执着的科研定力（记者手记）
为提高抗震能力，古代工匠们会在木塔中央，自上而下加入一根粗壮的“心柱”。正是有了这根“心柱”，一些古塔才得以屹立千年。而今，借鉴这一理念，一些现代建筑设计中也会嵌入“心柱”结构，提升建筑的稳定性，且效果非凡。
面对时代的变迁、外界的诱惑，一个团队、一个机构想要保持定力，传承优良学风、作风，同样少不了有人充当“心柱”。他们或许没有响亮的名声，没有耀眼的头衔，却在为我国科研大厦的安全稳定，默默抗压承重。工力所建所近70年，走在地震工程研究的前沿，得到业内的认可，靠的就是一代代“心柱”科研人的薪火相传。社会发展离不开人才，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有这样充当“心柱”的人才，他们值得全社会的尊重与呵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