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期间，10名市人大代表联合提出质询，要求市检察院就一起村官职务犯罪的处置过程作出解释和说明。根据大会主席团决定，作为受质询机关市检察院的有关负责人于大会之后在市人大法制委会议上详细答复了提出质询的代表。对其答复，各位代表既表理解又感满意。
2015年7月，在浙江省丽水市三届人大常委会二十九次会议上，有九名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提出
《关于水阁污水处理厂存在未达标排放问题的质询案》
。在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确定由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作出书面答复之后，该市政府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又在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答复会上再次答复并作出承诺，随后常委会组成人员就答复情况进行了票决，结果全票通过。
在2016年9月召开的河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二十三次会议上，13名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就清东陵文物保护和管理问题对省文化厅提出质询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将此次质询情况专题报告省委。省委支持省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顺利推进了该次质询。
2016年10月，在安徽祁门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三十九次会上，有13名常委会委员针对该县古建筑利用特别是国家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连续被毁事件等问题提出了质询案。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确定由县文广新局向县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答复报告，就文物古建筑现状及管理情况、全面加强文物古建筑消防安全和文物工程管理作出说明，并就2017年县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打算作出安排。
2018年9月，江苏金湖县人大常委会专门通过开展对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在“营商环境”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依法展开了质询。通过该次质询，既找准并剖析了该县在“营商环境”工作中存在问题之根源所在，又督促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及时落实了改进措施。
2019年12月27日，在上海市奉贤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上，7名常委会委员联名提出了
《关于排摸全区犬只基数等情况的质询案》
。会议根据监督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决定通过依法立案，直击当前社会存在的犬类管理矛盾。随后，该区人大常委会即依法向区公安分局和区农业农村委提出了质询。
除上面提到的几例地方人大或地方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质询权之外，还有本文首段提到的2020年9月22日云南大理市人大常委会 首现直击洱海流域农村建房问题的质询案。
而这些在十八大以来先后发生的质询案，既充分说明了各级人大和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前提下依法行使了宪法和法律赋予其的包括质询权在内的重要监督职能，又充分表明了十八大以来全国确实有不少地方的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按中共中央关于通过质询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的要求，切实履行了质询这一重要的法定监督职权。
为此，即有必要认知：由于质询既是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又是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健全完善的一种严肃、严厉的法定监督形式，因而运用好质询权，既对人大及其常委会完善人大监督制度、促进“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具有重要意义，又对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按十八大报告要求健全质询制度和按法律规定完善质询程序有重要促动作用。
那么，何以通过切实分析该项重要监督职权在其运作过程中的主要特征，并针对其运作过程中尚存的“
主体认知到位不够、对象心态摆正不够、顶层示范效应不够、立案条件设置较高、启动要件界定模糊、处理结果规定不明、次数时限规定皆缺
”等主要不足，而提出诸如“
细化规范质询案相关程序、沟通畅通质询案实施渠道、探索创新质询案施行效果、弥补完善质询案制度缺陷
”等具有一定操作性的切实举措，即应是现在和今后各级人大或县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通过依法行使质询权，而使其真正成为：既是支持“一府两院”工作的有效方式，又是联系群众、反映民意的重要途径。
总之，质询权作为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监督权，理应按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现实需要而依法行使；理应围绕中共中央十八大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相关重大部署而予以切实推进；理应随着人大制度的创新与发展而从理论共识走向践行常态。由此，方可在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