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对的，怎么能打我？（小孩子）你怎么讲得赢，大人他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他说起这件四十多年前发生的小事，仍有些不平。
“人都不能受委屈，不管是小时候还是成人以后。”如今他作为一个大人，不能冤枉小孩，作为一名警察，更不能冤枉好人，即便是在一件小事上。
这并不是邹兴华第一次在小案上费尽心思。
今年6月，一个小卖部老板被人“调包”讹走了100元现金，邹兴华通过车牌号查到讹钱者的电话，但一直联系不上。他找到对方的父母，父母说早不管他了。他又找到对方的妻子，妻子说早分了。调解陷入了僵局，朋友、同事甚至小卖部老板都劝他算了。
邹兴华没有“算了”，他加了对方妻子的微信，不停地沟通、讲道理，最后终于说通妻子帮丈夫还了这100元。有人问他为什么舍得在小案上投入，他说，为老百姓求个公平公义，哪有什么大小之分。
邹兴华在派出所查看监控。
邹兴华决定查清此事。8日早上一交完班，他就去把30多个小时的录像拷了回来，此后只要所里没有紧急的事，不管上班时间还是休息时间，他都在看，花了两天半才全部看完。
他仔细比对了小孩的手部动作和划痕位置，发现有划痕的地方小孩没有摸，小孩摸的地方也并没有划痕，由此判断不是小孩划的。
但光有判断还不够，还是要找到实实在在的证据，才能给车主一个交代。
于是，他又去问车主近日的行车轨迹，根据车主提供的详细信息连续追踪，最后在江北区某地下停车场入口处的监控录像中，发现10月5日下午他的车已有划痕。
车主事后解释说，自己几乎每天早出晚归，没有留意到车是何时被划的。“应该是4号的时候，在其他地方被划了。”邹兴华说，那个地方没有监控，所以无法进一步追查。
10月10日，刘韬在江北停车场的监控中心看到的监控画面，并拍照发给了邹兴华，邹随后到现场调看了监控视频。
8日邹警官说他还在调查后，刘韬没有立即告诉儿子，一是担心孩子情绪波动太大，二是担心警方查不出更多的证据，这个事情又可能不了了之。但当晚睡前聊天时，他像讲故事一样跟儿子说，爸爸今天去看了行车记录仪，或许可以洗脱你的嫌疑，“他说然后呢，我说没有啊，他还挺遗憾的。”
10日下午，邹兴华告诉刘韬，已经排除了小孩的嫌疑。刘韬很高兴，跟儿子讲了两遍，儿子似乎才反应过来，说了句“谢谢爸爸”，但感觉没有那么兴奋。
当天晚上，他和孩子去拿快递，回家路上碰巧偶遇了车主，车主当面和孩子道了歉，并退还了3500元。这是刘韬觉得整件事最圆满的地方，因为如果是事后线上退钱，道歉可能不那么容易实现，而且电话道歉和当面道歉的意义也不一样。他明显感觉到，道歉之后，孩子轻松了不少。
刘宇轩告诉记者，他当时确实很开心，“证明不是我。”在此之前的3天，他总会时不时想起这件事，包括与爸爸的谈话内容。他很想忘记，不去管它，因为这件事对他来说“太复杂”。
“当个冤大头还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对事情的判断，也许你今后遇到另外的事情，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刘韬觉得，如果没有查明真相，孩子心里面可能会有想法，尤其大一点之后。但幸运的是，他们遇到了一个认真负责的警察。
还了孩子的清白，邹兴华也很高兴，“努力这么多天还是很值得的。”他相信孩子的成长会被这件事所影响，毕竟他用事实向孩子证明了一点：“这个世界还是公平的。”
10月下旬，邹兴华收到一个网友从北京寄来的锦旗。
(除邹兴华外，文中人物为化名)
#一线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