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永州双牌县塘底乡开展林权换证工作，该乡清水村村民蒋某在外务工，没有递交林地林权登记申请，也没有参与林地林权现场核实，可是，当他2011年回家拿到新的《林权证》时，却发现自己1984年《林地承包责任制合同》上载有的一处林地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今年3月18日，双牌县纪委监委在网络举报平台收到一封电子举报信。与信访人取得联系后，调查组来到双牌县塘底乡清水村找到信访人蒋某，当面了解情况。当时，蒋某的情绪非常激动。蒋某：乡村干部在事实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更改了我的林权证，明明是我的林地却变成别人家的了。
调查组把蒋某拉到身旁一同坐下，经过一通安抚，蒋某激动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蒋某所说的那处林地本属于他叔叔。从1984年开始，就与相邻林地存在权属纠纷，乡、村干部虽多次组织双方调解，却一直没有达成协议。2003年，蒋某的叔叔去世，他继承了那块有争议的承包林地。2008年塘底乡开展林权换发证工作，当时蒋某在外务工。
2011年，返乡的蒋某拿到新林权证时，却发现，原来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一块林地成了别人的。
为此，蒋某走上了漫长而曲折的维权之路。他先是申请塘底乡政府处理，乡政府将争议之地划为对方所有。随后，又向双牌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维持乡政府处理决定。最后，又向双牌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判决撤销县政府行政复议决定。法院二审，永州市中院维持县政府复议决定。蒋某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
为什么一起普通的林权纠纷却一波三折，出现不同的调处判决结果？蒋某有什么底气每每不服裁决？他拿得出有效证据来吗？
蒋某返回里屋，捧出了一撂资料，包括自己的《林地林权登记申请书》和《林地林权登记现场核实表：蒋某：1984年的林地承包合同上这块山林是我的，2008年林发证时我不在家，是别人代我在申请书和核实表上签的字，办出了新《林权证》，就这样直接将这块山林登给了别人。
调查组看到，2011年县林业局发放的新《林权证》与1984年《双牌县林地承包责任制合同》标注的林地四至界限明显不同，《承包合同》登记了争议林地，而新《林权证》却没有了这块林地。
林权换证工作是怎样开展的？是否进行了现场核实？是谁代蒋某签名确认的？一系列疑问呈现在调查组面前。
时任村民小组长刘某回忆道，大概是2008年4月中旬，村支书李大华召集村民到他家开的会，当时各户将1984年的林地承包合同拿到会场核对界线。塘底乡清水村村秘书张思奉：开会时大家确认了界线，但没有去山上现场核实。来了的村民就核对林权换证申请表和现场核实表上的界线，没有争执的话，签名确认就可以了。由于有些人不在家，核实会大概到了7、8个人，蒋某没有参加，那些（没参会）村民的换证工作后来是村支书李大华负责的。
调查组找到村支书李大华，向他出示了《林地林权登记申请表》《林地林权登记现场核实表》，足足看了2分钟后，李大华告诉调查组，蒋某的林地纠纷已多年，2004年曾组织双方进行了一次调解，写了调解协议。由于换证工作紧迫，蒋某不在家，就找到村里留存的那份调解协议，在换证的相关资料上填写了林地界限，并代写代签了林权换证申请表和现场核实表。随后，将全村申请资料统一上报县林业局，进行林权登记换证。调查组组长茶璐娟：山林权属存在争议，本人又没签字确认，是不能上报登记新证的。我指出来后，李大华解释说他是按照2004年的那份调解协议书填写的四至界限。他还从村里的档案柜中翻出一份2004年《山林纠纷调解协议书》。经我们核对，调解书协议的山林四至界限与新《林权证》上登记四至界限是吻合的。
调查组仔细查看，发现调解协议书只有一方签字，信访人蒋某并没有签字，调解协议书是无效的，不能作为换发证的依据。塘底乡清水村村支书李大华：调解协议最后一项明明写了“如有不服于十五日之内向上申诉，否则按此调解书为准。”他没在调解书上签字，但也没有在规定期限内上诉，我以为调解协议就自动生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