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您看来，作为公共空间的剧场应当容纳什么？
安娜·贝伦·圣地亚哥：这个问题很有趣，但也很难！剧场应该是什么？有一种与娱乐相关的文化，其目标是逃避生活，因为人们需要忘记生活中的问题。这种文化类似于游戏，有释放人身上非理性情绪的功能。我想象和理解中的戏剧有追求趣味和娱乐性的倾向，但我们之所以搭建“街区剧场”这一空间，是希望让人们有机会与问题连接，而非忘掉问题。作为公共空间，我们与想要表达的艺术家建立联系，呈现他们的视角，倾听他们个人的苦痛和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痛苦，以及关于历史和不平等的观点。
除此之外，我认为对这个剧场和很多剧场来说，有个酒吧很重要——让观众和演员离场之后可以一起在吧台喝一杯，这在我看来也是你提到的公共性的一部分，可以作为联结艺术家的纽带。创造空间让相遇发生，这个空间可以是剧场，也可以是酒吧，不是吗？因为人们可以在此对话、提问，交换意见和想法，会有新的计划在此而生。我相信这也是一种公共责任感。
我在街区剧场里看到过一句很喜欢的话：“我们相信另一种故事是可能的。”“另一种故事”应当讲述什么？
安娜·贝伦·圣地亚哥：作为生活在社群中的人类，作为一个社会，是故事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虚构和建构故事的过程体现了叙述历史和权力的方式，而当下社会遵循的往往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个人至上的逻辑。这类故事会伤害我们，让我们感到不幸。那么，应当讲述怎样的故事？我认为应当是关于责任和照料的故事，关于对话而非争吵的故事，还有关于相遇的奇迹的故事。应当懂得倾听，接受人们讲述的东西，然后对此进行反思与回馈。在内心深处，我们想要呈现的存在方式，应当带有幸福、欢乐、责任感、情感联结的色彩，且不应漠视这世上任何一种有害之物。说到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同一件事会对不同的人造成不同的伤害，但在这个世界上，在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不了解的社会和没有体验过的文化中，都有伤害在发生，这些情况同样应该被纳入我们的对话之中。
独角戏《卡米尼娅》（Carmiña）剧照，根据西班牙作家卡门·马丁·加伊特（Carmen Martín Gaite,1925-2000）于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系列文学讲座改编。图片由街区剧场提供
街区剧场会与其他剧团合作，也制作自己的戏剧。作为艺术总监，您在选择剧目时会有哪些方面的考量？
安娜·贝伦·圣地亚哥：对，我们的剧目选择主要依靠两种方式。一是在艺术界给我们的提案中做出选择，我也会去其他剧场和戏剧节上寻找作品；二则是我们自己的制作，街区剧场的起点与文献剧（documentary theatre）密切相关——直接收集与当下有关的语言和证词，在此基础上建构作品，仿佛一场新闻报道。制作属于自己的剧目，是因为我们认为有些特定的问题需要艺术家来参与思考，对剧目的选择也源于对内容的考量。我们喜欢具有批判意识的作品，政治剧场需要反思当下的各种不安感。我们感兴趣的不是私人领域的不安，而是共有的不安感，也希望在呈现这种感受的同时分析历史的叙述方式。西班牙经历过独裁统治，主要由获胜的一方建构的历史观会阻挠来自社会的修复行为。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讲述建设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因为，想象未来本身，就是在建设它的路上更进了一步。
在艺术家方面，我们合作的基本是中生代剧作家和演员。也就是说，我们的艺术家不是刚从戏剧学校毕业的学生，而是有过一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不可能再从事除艺术之外的工作的人。此外，我们也尝试与更知名的创作者以及在观众中有影响力的演员合作，以促成不同代际之间的对话，吸引更多潜在的观众。
在形式方面，这里的剧目必须是小制作，原则上每一幕的演员不超过两人。为什么？因为剧团的收入来自于票房分成，如果每幕有五个演员，我们将无法遵守劳动法，保证劳动者权益。如果演员人数超出了规定，我会事先和剧团沟通，告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票房收入无法让演员得到工会的指导薪酬。但有时，剧团方面也会表示需要呈现这个剧目，制作人会支付一部分费用，因为他们希望这出剧能在马德里上演；也有些剧团能得到政府的帮助，比如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大区的剧团可以领到文化部的补助。所以，当我遇到自己感兴趣，但演员多于两人的剧目，会和对方沟通，保证不让来这里演出的演员陷入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