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刚才提到，我们的小制作剧目令你感动。确实，这种贫穷戏剧[2]的思路，本质上倡导的是抛弃对舞台造型艺术的过度投入，从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和表演上，这也是我们的立场——让焦点不再聚集在舞台设计上。但与此同时，造型艺术和音乐都是舞台艺术的一部分。它们是可以被利用的工具，因为你可以选择不要布景，但这本身就是一个布景方面的决策，意味着你的布景是无，是空旷的空间。这些概念都会进入戏剧的语言，但我们努力让它以一种非常朴素的方式进入。如果要谈论房子，我们不想做出整栋房子，因为观众知道他们并不在一栋房子里，而是在剧场中。我一直在寻找政治与艺术的平衡，也希望在这里上演的剧目能同时在这两个方面达到高水准，但并不是总能做到。而另一些时候却会出现更好的结果，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有所欠缺，但在情感上获得了强烈的张力。
您刚刚提到了作为工具的舞台艺术。在您看来，以戏剧为代表的舞台艺术可以作为记录时代的工具吗？
安娜·贝伦·圣地亚哥：完全同意。回到我们之前聊过的问题，戏剧领域出现的文献剧“爆炸”，对我来说正反映了它是史学记录的工具。这也说明，在这个社会，有一些事情正在公民身上发生。文献剧的涌现是因为它有自己的观众群，意味着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关心政治议题。比如，现在有很多与女性主义相关的项目和剧目，我认为这很有说服力，这说明在西班牙社会，女性主义是人们正在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存在性别歧视、性取向歧视和性别认同不平等的国家，就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因此我认为，舞台艺术是为时代的忧虑寻找位置的艺术。
剧场所在的拉瓦皮耶斯区（Lavapiés）是马德里文化最为多元的街区之一。街区剧场的创作者、经营者与街区的关系如何？
安娜·贝伦·圣地亚哥：我们的邻里关系很美好。剧场很重要的一部分观众就是这个街区的居民。在疫情之前，“区域和社群”是街区剧场艺术项目的重心之一。当时我们正在思考如何在剧场之外引发行动，让戏剧充满整个街区，也使我们能够参与到更多的创举之中。虽然倾听很重要，但我也想设计一些项目并付诸行动。疫情期间，我们把剧场变成了“食品银行”，为街区里帮助弱势群体的组织和个人提供工作的空间。街区剧场一直有一个名叫“公民星期二”的活动，每个星期二将剧场的设施借给街区内外有需要的人，如邻里组织、公民运动的组织者和想创建社区超市的居民。然而这还不够，我们还应当更进一步。我们有一个社区剧场的计划，旨在为非专业人士开设戏剧工作坊，帮助他们创作和演出与自身问题相关的剧目。“社区剧场”是一个已有的概念，但我希望它能在拉瓦皮耶斯区成为一个稳定的项目，最大程度地推动我们剧场名字中的“街区”一词发挥作用。
疫情对街区剧场产生了哪些影响？
安娜·贝伦·圣地亚哥：疫情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上，我们经历了彻底的停摆。好在剧场采取的是合作运营的模式，并且一直强调责任和照料的理念。在此期间，合股人决定为我们支付工资，让制作团队继续保持与过去相同的购买力。除了经济方面的损失，为了满足疫情期间特定的卫生标准，我们将每天的两场演出减到了一场，这样才能有时间消毒、通风，保障观众的安全。此外，我们还关闭了剧场酒吧，取消了线下工作坊。这一切都会对内部团队的运行产生影响。现在我们的团队分成两组工作，这是为了让处理办公室事务的人员避免与负责晚间演出的同事接触，降低感染风险。现在我们每周只有五到六场演出，这意味着我们获得收入的机会将会减少，而这也会相应地影响其他剧团，因为能来这里演出的剧团也随之减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