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宝德和她的父母
之后的草原生活忙碌且累。在四子王旗瀚乌拉嘎查，宝德拥有5100多亩草场，羊群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只，每天喂羊、喂牛、放牧，等大羊生了羊羔，把小羊养三四个月，稍大点就能拿去卖钱，日复一日。
羊群乖乖吃草的时候，宝德就能停下来歇会，“草原大啊，一眼望不到头，也没有人家……”那时，宝德会想起已经离世的养父母，虽然自己是抱养来的，但养父母待她比亲生女儿还亲；也会想着，养育她的是内蒙古大草原，但生她的地方是哪呢，她想去弄个明白，但家里走不开，总没有实现。
60岁的孙保卫在四子王旗经营着一家兽药店
相对于宝德在牧区的安定，孙保卫的大半生则起起伏伏，“有很多故事”。“文革”结束，平反后落实政策，当过知青的孙保卫被分配到四子王旗食品公司，“那时没有礼拜天，就一直干”；国企改革后，孙保卫成为下岗工人，就琢磨着和人合伙开冷库，盖屠宰场；年纪越来越大，干不动了，最近几年，孙保卫又在旗上经营着一家兽药店。
“如果当初没来到草原，那会是怎样的人生，拥有什么样的命运？”60多年来，孙保卫无数次想过这个问题，像是一种游戏，内心推演出许多种可能。“人的一生转折点很多，如果不是自然灾害，我或许会在上海，但如果不是那次大迁移，我也可能连人都没了。”
但无论如何，宝德和孙保卫都觉得，草原养育了他们，他们便是草原的儿女。
寻亲希望
直到父母离世后，孙保卫才敢面对“上海孤儿”这一身份。
从小，孙保卫家境优越，享受着“相当好的待遇”。父亲在四子王旗的法院工作，属于高干，那个年代，能上托儿所的孩子少之又少，他是其中之一。高中毕业后，按当时政策，孙保卫属于知识青年，应该下放到牧区，但家里人担心他受苦，想方设法把他调到旗旁边的“菜队”。
这样的家庭下，寻亲是禁忌。年轻时，孙保卫曾来到上海，在原“上海市儿童福利院”门口，他驻足很久。多年前，他从这里北上内蒙古大草原，此后的命运发生转变，此前的与他相关的一切则彻底留白。他也好奇这处空白背后藏了什么，只是那次，他迟迟没有进入福利院，养父母尚在，于他有恩，对他而言，寻亲意味着忘恩与伤害。
2006年，逢乌兰夫诞辰100周年，“三千孤儿”中许多人受邀参加，只四子王旗的28个孩子就来了20多个，活动持续三天，热闹非凡。孙保卫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当时他的养父母已经去世，他才开始陆续与其他孩子有了联系。
纪念乌兰夫诞辰100周年活动邀请不少上海孤儿参加，宝德和孙保卫都在其中
“回去寻亲的愿望大家都有，尤其是过了60岁，生活稳定下来，就会有疑问，到底我们的根在哪？”答案至今是未知的，孙保卫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没什么希望了”。
同样的话，宝德从家人、亲友以及其他孤儿那里也听到过许多次，寻亲的念头因此也一点点的往下压。
直到2017年，锡林浩特来了几个寻亲的南方人，其中有个哥哥，在大饥荒中弄丢了妹妹，之后找妹妹找了50年。“他在锡林浩特验了DNA，竟然真找到了妹妹”，那一年，妹妹已经64岁。
听到这个消息，宝德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想着“这次说什么也得做DNA”。后来宝德去了，只是老乡劝她：“年轻时也许还有机会，咱们这个年龄就不必要了……”那一次，宝德犹豫许久，终究没验成DNA。
最近几年，儿女相继成人、成家，宝德也把牧场大多交给了儿子打理，压在身上大半辈子的担子，忽然之间就轻了起来。闲暇时，宝德愈发想去上海看看。
“也不一定寻亲，去踩踩生我的那块土地也成。”只是，宝德的想法至今没得到家人的支持，因此只能搁置。
国家孩子
事实上，2002年，28个孩子中的10多位曾回到上海寻根访问。
当时他们已是中年，其中有医生、教师、牧民、高级工程师，还有地方政府的官员。如今他们都是过了60岁，大都已经退休，却仍未找到当年的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