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的分离后，只这些朴素的家常，姐弟仨就常常聊到凌晨。
对朱仁忠来说，和哥姊的聊天甚至是从最基本的一些问题开始的：“哥哥我叫什么？”“那你叫什么？”“我们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图为陈金滨（中）、陈金鸿（右）兄弟俩与姐姐。（受访者供图）
平行岁月
姓名、年龄、家乡……从小到大，朱仁忠对那个原生的自己一无所知。
记忆中唯一清晰的一幕，也是午夜梦回时常常惊醒他的那一幕： 在一个天桥下，四五岁的他正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一起玩耍，突然被一个陌生人从背后抱了起来；他使劲挣扎着，哭喊着爸妈，但是没人听见。
“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这个天桥，也只记得那个天桥。”朱仁忠说。 后来，他每到一地，总要习惯似地到处找找天桥，和记忆相比对。
可能因为不停哭闹，被带走没几天，小仁忠就被扔到了马路边，后被送到泉州市福利院。在这里，他被一户朱姓人家领养走。朱家对小仁忠不错，只是管教得颇为严格。
也许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放弃也就相对容易，小学三年级的一天，不堪管教的小仁忠找机会从朱家逃跑了。
此后的一年是混沌的。 小仁忠在街头流浪，讨讨剩饭，拾拾废品。不幸中有万幸，他结识了一个父母在当地打工的男孩，后又被男孩的父母收养，带回了重庆老家。 初中毕业后，朱仁忠凭着对泉州的残存记忆，选择回到福建打工。
这些年来， 虽然两度遇到了善良的养父母，但朱仁忠晚上还是经常偷偷抱着枕头哭泣。“看到别人幸福的家庭总会羡慕嫉妒，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他说。可是，寻找自己的家人，仿佛是一种奢望。“我心里面特别想找，但不知道该怎么找，感觉就是找不到。”
直到四五年前，朱仁忠在他人的帮助下，才第一次了解到公安部门的全国“打拐” DNA数据库。他燃起了一丝希望，并录入了自己的血样。身边有些朋友也在得知他的身世后，帮助他持续在网上发布寻亲信息。
沿着模糊的记忆，朱仁忠从山的那边一步步走回来。而在海的这边，和朱仁忠有着同样面庞的陈金鸿也在长大。
陈金鸿记事以来，这个丢失的弟弟就始终让家里笼罩着一层阴影。经常会有亲戚朋友问小金鸿：“你弟弟找到了吗？”每次他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弟弟刚被拐走时，父母忙着找弟弟，又担心大儿子的安全，就把小金鸿送回仙游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由于小时候疏于父母的管教，母亲总是埋怨他那时太调皮了。
最初的几年，母亲根本顾不上和父亲一起卖鞋，从早到晚一心找弟弟。 她在身上挂着写有信息的牌子，挨街挨巷找，又印传单，又发广告。
朱仁忠(中)和亲生父母 。
又过了几年，希望越来越渺茫。母亲开始一宿宿失眠，头发掉得稀少，瘦了40多斤，还相继患上肺病、中风、帕金森综合征。
在陈金鸿眼里，今年50岁的母亲显得比同龄人苍老许多。她迷信神佛，总去发愿找到小儿子，也祈求如果找不到的话，儿子能过得好一点。
她经常“不顾一切”地做好事，买菜都会挑老人的摊位，有时候菜坏了也坚持买下来。
她还凭着不高的文化水平开始写一些似懂非懂的诗，有的是平铺直叙的倾诉体——“希望有人捡到给我看一下/我保证不会吵架/你养他那么大不容易/你不用怕我不会带走”，有的是宽慰自己的抒情诗——“让我们都拥有一颗宽容的心吧/笑口常开知足常乐/乐于助人心地善良/心无私天地宽”。
20多年来，陈家为了找儿子共计花费十多万。 哪怕已租得起门脸房，陈氏夫妇还坚守在同一个地点摆摊卖鞋。“孩子没找到，去别处干吗。” 林小琴说。
长大后，陈金鸿觉得父母当年寻子的方法太过老旧了，可做电商运营的他也没想起来应用新媒体平台，一家人也没去公安局录入DNA。“我天天都刷视频，如果知道这样能行，肯定早就发了。”和弟弟重逢后，他的欣慰中带着一丝懊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