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这让我想到关于彩礼一直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对女方家庭的婚姻补偿,一个是对小夫妻的婚姻资助。
杨华:对女方家庭来说,彩礼过去作为“奶水钱”时是有补偿意义的,因为这个女性到男方家需要干活,等于女方家庭培养了一个劳动力给男方,男方会通过彩礼形式进行补偿。
在10年前或者5年前,女方家庭会留一大部分(彩礼钱)用于自己的儿子娶媳妇,虽然不同的家庭也有不一样的情况。也就是女方家长掌握着获得的彩礼的支配权。
而现在整个形势在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女性地位提高后,女儿对彩礼的索取意愿越来越强烈,支配权发生了转移,财富从男方父母首先转移到女方父母,再由女方父母转移给女儿或是小家庭,所以关于彩礼背后的整个伦理问题在重新构建,彩礼对女方家庭的补偿意义在逐渐消失。
澎湃新闻:你说的女性地位的提升,是指哪方面?
杨华:女儿和娘家兄弟的地位是平等的。农村社会中,养老的转变之一,就是女儿有义务和责任参与到娘家父母的赡养上来,所以女儿对于彩礼分配是有索取权利的,娘家父母的财富转移到女儿家来和过去的兄弟分家是一样的道理。这是与女性地位提升并行的一种现象。
尽管结婚后,女性进入了婆家的社会关系中,但女性媳妇现在还是可以自主地支配自己的财富和劳动力,用于娘家父母赡养。而以前女性都是作为在婆家的劳动力资源。
杨华:在城市里,这是个体习惯。你要房子还是要彩礼,你们两家去协商。比如条件比较好的一方买个房子,或者男女双方一起再奋斗,它不影响其他人的判断。
但是在农村,彩礼属于社会性行为。农村通婚圈内部,它可以形成统一的相互竞争的态势。要价多少,会成为一个标杆。
澎湃新闻:通常把彩礼当做陋习来看,你怎么看?
杨华:说陋习与否就是一个价值判断,我们一般不做价值判断,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去研究。在性别比这个前提不解决的时候,彩礼就一定会出现,不是以彩礼的形式出现,就是以其他的要价方式出现。
彩礼也有它存在的某种现实意义,农村男方家庭为了付得起彩礼钱就必须努力去干活赚钱,使农民必须进入劳动力市场去寻找劳务机会,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劳动力,加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澎湃新闻:意思是彩礼在某种意义上也起到了倒逼农村劳动力的作用?
杨华:是的。第一会加强他们的劳动强度,第二能延长他们的劳动力时间,所以勤劳、能容忍高强度劳作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它(彩礼)确实使得中国的劳动力是东亚文化当中最好的劳动力了,相比起印度、非洲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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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性别不完全平等的当下,考虑到女性的生育成本和离婚成本,彩礼是给女儿自身、就是给这个女性在婚姻中的补偿,或相当于一种保险。
杨华:对女儿自己来说,现在多数彩礼是返还给女儿小家的。在农村,都是女性当家管钱,女儿自己不会去说,这个是给自己的保险还是给小家庭的支持,不存在她个人所有与家庭所有之分。万一出了离婚纠纷,我调研时看到的司法判定,这笔彩礼会适当返还男方,返还比例会结合双方婚内付出情况来定。
彩礼高的地方早婚现象明显,儿子结婚是父代的“人生任务”
澎湃新闻:最近关于杭州“赘婿热”有很多讨论,赘婿是否与彩礼过高、男方负担不起有关?
杨华:彩礼与赘婿没有直接关系。赘婿主要还是女方家庭有传宗接代的意愿,在孩子姓氏的归属问题需要主动权,就会招一个上门女婿。在这个大前提下,男方选择入赘,而过去赘婿的又一般是中西部地区的人,男方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在当地的彩礼支付能力普遍不强。他入赘过去,经济上当然会比自己在老家好。
澎湃新闻:中西部贫穷地区的婚龄人口,如果不想入赘又支付不起天价彩礼的话,会不会产生大量的光棍?
杨华:天价彩礼与光棍汉其实没有实际联系,但是有一个共生原因,还是和性别比有关。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发现,东部地区就不存在光棍,40多岁他还可以结婚,找个外地女孩就行,甚至娶一个20多岁的外地女孩都很正常。中西部地区性别比大,女性也会流失一部分,产生光棍,还是与梯度流动有关系。如果再加上代际责任不强,光棍的数量就会很多,甚至整个村10个男子中有3个结婚就不错了。所以说光棍诞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自然和经济条件不行,另一方面也与代际责任有一定关系,彩礼高的地方光棍汉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