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底，戴氏即撰写《四川古代石器》一文，发表在学会主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戴氏除了对月亮湾出土的各种玉石器进行客观描述外，还讨论了玉石物的用途及其制造年代。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图：四川大学博物馆）▼
他指出“这些罕见玉石器很难判断其年代，根据石刀上刻制的精美艺术、石凿、锛，以及石斧等的工艺水平，一般可判定为公元前1000±300年的石器。石器工具已达到鼎盛时期，而且金属器物也在该时期开始使用了。周代青铜器上呈现的艺术技巧，远远还没有达到这种艺术水平，因此上述文化，可能属于秦人来到成都平原之前的古蜀国，这些石器多数为礼器。当时，或许是重要的特殊人物的随葬品。石璧可能与宗教和祭天有联系，它们远远超过最近在华西发现的石器。”
初步发掘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秘书长、华大博物馆馆长葛维汉也意识到了这片遗址的重要性，他以广汉遗物之富于考古价值的因素，询问董氏目前发现的详细情况，并萌发了对此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念头，董氏也同意帮其联络相关人士，疏通关系。
葛维汉
（图：rongwp）▼
就在当年冬天，葛维汉获得了广汉县政府的批准以及四川省政府和四川教育厅的发掘护照。
次年三月，葛维汉接受了广汉县长罗雨苍的邀请，前去主持广汉遗址首次科学考古发掘。但当时的社会情况较为特殊，据学会的国人学者林明钧说：“以西人主持其事，在蜀尚属创举，恐引来不必要之误会与纠纷。”。
鉴于照顾当时国人民族情绪的因素，葛维汉与林明钧组成的华大博物馆科学考古队只负责挖掘工作，其它的统由罗县长出面主办，当时葛维汉也自诩“我们只是县长的科学指导者”。
葛维汉教授（右一）及部分协助发掘的当地乡绅合影
（图：rongwp）▼
1934年3月16日，科考队对广汉燕家住宅旁发现玉器的小溪与田坝进行了考古发掘。但由于当时社会治安不好，土匪出没现象严重，为防止发生不测之事，发掘10日便宣告结束。
这次发掘，出土的玉、石、陶器共有600余件，罗县长认为这些文物很有科学价值，就代表县政府捐赠给了华大博物馆收藏和研究。而这次对广汉遗址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也开启了“三星堆文化”的考古序幕。
葛维汉等当年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图
（图：四川大学博物馆）▼
1935年，葛维汉在《学会杂志》第6卷上发表《汉州发掘简报》，为三星堆文化早期研究的代表作，也是早期研究广汉遗址遗物的集大成者。
这份简报在当时而言可谓异常完备，其将董氏发现广汉遗物经过的过程、戴氏对广汉出土玉石器的研究都详细记录；同时还将近现代考古分析手段对于三星堆遗址的应用也做了充分记录：华西协合大学化学家科利尔博士对广汉出土陶片进行的化学分析，成都加拿大学校校长兼美术家的黄思礼运用《勃雷德莱标准色素图》对广汉出土的文物进行色彩鉴定；甚至就连郭沫若1934年7月给林明钧的信，也有所收录。
相关人士运用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广汉遗物进行开拓性研究，对后来的学者启迪很大，郭沫若称他们是“华西科学考古工作的开拓者”。此后，国人也陆续发表了一些三星堆研究的成果作品。
两个祭祀坑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环境大为改观，“资阳人”、“巫山人”、成都金沙遗址等巴蜀地区躲避过战乱时期的“幸运儿”陆续被发现，至于三星堆也有过多次发掘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