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刘俊生忍不住插话说：“焦书记，每次跟你下乡，你都告诉我带上照相机，可为什么不让我给你照相呢？”
焦裕禄说：“让你下乡带上照相机，是让你多给群众拍照。广大群众改变兰考面貌的决心和忘我劳动精神，是很感人的。给群众照相，既对他们是个鼓舞，又很有意义。”
刘俊生讲出自己的一番理由：“要是把你和群众劳动的镜头拍下来，群众看见照片，一定会激动地说，我和县委书记照相了！你看，这个是我，那个是他……这不是对他们更大的鼓舞吗？”
焦裕禄被刘俊生搜肠刮肚讲的理由逗笑了，挥挥手说：“你说得有道理。好吧，你找理由给我照相，那今天就照一张吧！”
“怎么照法？”乐不可支的刘俊生憨直地问。
“我爱泡桐，就在泡桐树旁，给我们照个相吧！”
根据刘俊生的建议，焦裕禄穿好上衣，依旧敞怀露着土黄色的鸡心领毛背心，随手抻一下上衣说：“就这样照吧！”说着，走到几棵泡桐树前，右手倒背，左手自然扶住一棵锨柄粗的泡桐树。站在焦裕禄左侧的孟庆凯，伸出右手扶住了焦裕禄手上的树干。
焦裕禄叉腰站在泡桐树旁(解放日报资料照片，刘俊生摄）
刘俊生不失时机地按动快门，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焦裕禄在兰考的4张留影，都拍摄于这一天。其中，侧身锄地和蹲在地里拔草的两张，系上午摄于老韩陵村北农田；站在泡桐树前和手扶泡桐树的两张，则是下午摄于胡集大队朱庄村南林地。焦裕禄与孟庆凯合影时，两人手扶的泡桐树，就是今天兰考闻名遐迩的景观——“焦桐”。后见诸报刊的这张照片，多将孟庆凯隐去。
刘俊生洗好照片送给焦裕禄。焦裕禄端详照片，目光停留在自己叉腰站在泡桐树旁那张上，连声说：“这一张好，这一张好！”
刘俊生把焦裕禄的4张照片贴在日记本首页，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每当工作遇到困难和挫折、思想处于低潮时，他总要习惯性地看看日记本里和办公桌上的焦裕禄照片，从中寻找慰藉和力量。
1966年春，焦裕禄事迹受到广泛宣传后，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又找刘俊生要焦裕禄的照片。这使刘俊生愈加惭愧：焦裕禄的兰考岁月有那么多的感人瞬间，自己却没抓拍下来。尤令他追悔的是，1963年12月10日，刘俊生随焦裕禄踏雪下乡慰贫，一天转了9个村子，在城关公社梁孙庄梁俊才老大爷家，焦裕禄对卧病在床的老人深情地说“我是您的儿子”时，自己就在身边，可偏偏没带相机，未能将这一震撼人心的画面定格！他拿出仅有的4张焦裕禄留影兰考的照片给穆青。穆青再次细看照片，感到焦裕禄手扶泡桐树的这张很有意义，问：“这棵泡桐树还有没有？”“有啊！”一句话提醒了刘俊生。他找到发小和同学、胡集大队党支部书记胡安民，提议保护焦裕禄留影的这棵树。1968年，胡集大队干部群众自发拿鸡蛋、粮食兑砖和石灰，在“焦桐”旁建起纪念碑。刘俊生作为胡集村走出的笔杆子，应邀撰写了碑文。
刘俊生在宣讲焦裕禄精神
焦裕禄感天动地的事迹传遍中国后，一拨又一拨编辑、记者找到刘俊生，向他要未发表过的焦裕禄照片。或许是为了回应人们失望之余对他的埋怨，1966年3月3日，刘俊生在上海《新民晚报》发表《在泡桐树下拍的一张照片》一文，其中写道：
在这里，我要向来兰考参观访问的同志们表示歉意，请你们不要再质问我，为啥给焦裕禄同志拍的照片这么少；也不要再向我要焦裕禄同志的照片底版了！老实告诉您：我拍下他的照片，的确就这么三四张。您非要焦裕禄同志英雄形象的照片底版不可，那么，就请你们到兰考三十六万人民那里去要吧！到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那里去要吧！他们的心里都存放着焦裕禄同志英雄形象的照片底版！
刘俊生辞世后，焦裕禄时期的老同志和亲朋故旧纷纷前往吊唁。人们忆起，当年宣传焦裕禄时，《河南日报》准备调刘俊生去当记者。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改变命运的良机。在县里搞新闻毕竟平台小，难有大的发展。到省城郑州工作，不仅本人事业可以步入新天地，孩子的教育和家人的生活也会有所提升。然而，新华社河南分社从有利于宣传焦裕禄的角度考虑，找到县委领导，建议刘俊生继续留在兰考，并借调他到分社协助采访和整理素材。在事关个人前程的重要抉择面前，这个像泡桐一样在黄河冲积平原泥沙中长大的汉子，也像泡桐一样隐忍和不计贫瘠，默默选择了服从，把生命和事业之根更深地扎进故土。刘俊生一辈子未走出兰考，退休时仅为副科级，但他无怨无悔。回溯往事，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焦裕禄精神的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