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家庭暴力情节较轻的，反家暴法创新性地提出了告诫制度。即“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
采访中，不少基层民警告诉记者，这是个二选一的制度，比起告诫书，他们选择批评教育的时候更多。
“很多家庭暴力是很琐碎的事情引发的，民警到现场后，对方已经心平气和了，非要机械化地开一份告诫书，反而会起到不好的效果。”云南某地的一名派出所所长表示，他们去年共接到180多起家暴警情，仅开了6份告诫书。
万飞持不同意见。他告诉记者，此前监利市公安局在家暴案件的相关实证分析中发现，口头处置的复发率比书面处置高六倍多。
“口头批评教育过了就忘了，书面处置盖上公章，能让施暴人印象更深刻，直接说明家暴是违法行为，如果再犯会有什么后果。”万飞提醒，若是后续涉及离婚诉讼，家暴可以作为法定理由，告诫书则可作为认定家暴的证据。“遭遇家暴一定要及时报警，报警后要拿到相关法律文书，比如告诫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甚至调解书也可以。”
“书面处置复发率低”的背后，还离不开一套“妇联+公安+社会组织+X”的反家暴联动机制。万飞于2014年创立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次年3月，他们和监利市妇联共同发起“万家无暴”项目：妇联出资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与政府机关沟通协调；民警及时分享警情、出警并依法处置，与民政、司法部门共同依法干预；社会组织收集信息，回访受害人，为其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服务。
万飞透露，自2016年反家暴法实施以来，监利市共发出了1000多份告诫书。不过，令万飞感到疑惑的是，至今尚无全国统一格式的告诫书。他向记者出示了几份来自不同城市的告诫书，样式名称不一，有的被告诫人一栏错填成了受害人姓名。
不同城市的告诫书样式。受访者供图
相关数据不详也为反家暴工作带来不便。记者查询发现，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公布过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发放情况，但公安机关告诫书的发放情况，未见详细数据披露。
针对上述情况，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崔郁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建议，公安部门在110报警系统中将“家庭暴力”单独列项，作为专项统计指标，做好涉家暴案件的信息登记；推行以书面告诫为主的处置方式，将家暴案件处置情况纳入公安机关统计体系。
“谁来保护我们”
辗转求助间，有社工和律师向王帆提及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这是我国反家暴法中被单独列章进行说明的内容：当事人因遭受家暴或面临家暴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保护措施可包括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
网上查询申请流程后，王帆决定自行准备材料申请。那时，距离春节只剩四天。
赶早，她走进诉讼大厅，排队、拿号、提交材料。
“我只帮你受理，给不给保护令，什么时候给，你等法官电话。”一名工作人员收下了那叠申请材料。
下午六点，王帆接到了参加第二天庭审的电话通知。
第一次走进庭审现场，激动、紧张、意外……王帆想，自己怎么会走到这样的地步。法官的冷静很快将她带入状态，怎么被丈夫打、母亲的伤势、一家老小有多需要被保护……她一一诉说。
法官问王帆，申请材料里的受保护对象怎么只有她，父母的名字为何被划掉了。王帆记得，那是审核材料的工作人员让她划掉的，“办事人员说我的保护令只能申请我一个人，除非把父母都带来。”法官让王帆又添上了父母，并按上手印。
一个多小时后，王帆拿到了救命稻草般的人身安全保护令。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
王帆获得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受访者供图
这是在遭遇家暴的六年里，王帆第一次向法院求助。从提交申请到法院作出裁定，大约过了二十四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