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是公认的耿直敢言。女儿和他同一个厂子，领导觉得“女的干不了脏活儿”，他直接找领导拍桌子：“干不了可以辞退，但不能搞歧视！”厂里女人们之间闲言碎语，老周挺身护着妻子：“这可是我们家宝贝儿！一个月挣好几十块钱呢！”
小区里的同事也承认老周的威望，叫一声“周工”：那时西德和伊拉克工程师来交流学习，翻译是个二把刀，老周把日常交流词汇用中文谐音硬记在日记本上。靠着这股韧劲儿，外国工程师挑出中国机器的问题时，老周直接顶了上去：“修得好扣你钱，修不好扣我的！”机器修好后，老周成了几个厂子抢手的师傅。
但平日在小区里，老周不抽烟不喝酒，饭局聚会也很少参加。老同事来拜访喝茶，老周直来直去：“有事儿说事儿。”最大的事是二十多年前，一家私企要在小区修建收费存车处和公厕，就在五号楼楼下——老周代表居民，几次向电视台写信，亲自跑到有关部门反映，那时楼下已经建起一堵砖墙，五号楼的邻居们跟老周一商量，趁着工人休息，“一、二、三！”一起推倒了它。
2017年开始，五号楼成为旧改小区加装电梯的第一批示范楼。其他单元的老同事们来拜访老周，希望他能再次出面替大家解决分歧。
“都不是以前的老人了，死的死、搬的搬，不一样了。”老周说。
但为了不让大家白来一回，最终他还是根据各单元的情况，“教邻居们说话”：“二门儿他爸爸原来瘸的时候你问他愿不愿意搬六楼去？”“鲍秃子他还党员呢！你问他这是党的政策你有什么不同意的？”
因为邻里、资金原因拖了几年还安不上电梯的小区不在少数。2020年5月20日，北京首次明确，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经专有部分占该单元住宅总建筑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即“双三分之二”），且其他业主不持反对意见，即可实施；面临同样困境的其他一些城市也解除了“一票否决”，甚至在“双三分之二”的基础上，对表决结果进一步放宽。
2020年8月17日，贵州省仁怀市一老旧小区加装的电梯。
五单元如今近一半是租户，他们不关心电梯，那只是房东涨租金的筹码；也没人关心老住户因为电梯产生的龃龉，他们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交际，毕竟关上门才是自己的生活。
5层户主换了新人，仅剩的老住户里，只有四层85岁的丧偶老人张改萍还在与三户反对安装电梯的单位“二代们”对峙：每次回家，张改萍路过一排崭新光亮的电梯，五单元门口空空荡荡，都一阵失落，老伴儿以前是单位医务室的医生，楼上楼下有谁需要打针、量血压总免不了麻烦，都会给他们家几分薄面。但现在，那些看着长大的孩子如今长成了“不好说话的邻居”。
“年轻人，不懂人情了。”张改萍感叹。
她很少下楼，或许根本没机会注意到，老楼墙壁漆新，小区门口保安换了几茬，附近开了新点心店和餐厅。只有楼里那个鳏夫老周，还带着旧时代的集体印记，惦记着总失灵的单元门，习惯顺手帮邻居扔掉“招人讨厌”的小广告。
张改萍至今还不知道，据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老小区门前场地局促，其他单元安装电梯后大型机器更进不去，五单元已经永久失去了补装电梯的机会。
她只能一个人，守着最后那点记忆和幻想，在晚年里慢慢、慢慢消磨。
（文中何玉香、张改萍为化名）
提到五单元一层时，他有些犯难，“那家人（的父亲）年轻时就混不吝，栽一棵树对着他们家也不行。”最后他又嘱咐邻居：“不同意你就问他，愿不愿行善？这是件善事，你愿意签字就是行善。”
但老周在解决自己单元的问题时却简单粗暴：“谁都怕横的，这单元谁不同意你让他来找我！”
2018年1月11日，北京，海淀老旧小区着手装电梯。 图/CFP
少数与多数
老周对装电梯的态度强硬，因为老伴实在没时间再等，她的身体已经坏透了：心脏做了搭桥手术，肺部也动过两次手术，好不容易从癌症中挺过来又患上了心力衰竭——这是个娇气病，一点累都不能受，上下楼都算是超负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