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的嘉文（化名）是杨颖仪接触的最年轻的客户。接到电话时，杨颖仪首先提醒，立遗嘱人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嘉文随即回复，虽然不满18周岁，但目前的生活来源已经完全是自己的劳动所得了。
童年的嘉文一直被白血病困扰，几经周折后病情得以控制，但又被查出心脏病。整个家庭已被透支，父亲还有赌博嗜好，当同龄人还在读书、谈恋爱、打游戏时，嘉文已经开始考虑赚钱谋生。
为了提早工作，嘉文初中毕业就去了卫校。过去一年，他一边在医院实习，一边打零工赚外快，辛苦钱已经攒到了万元以上。在医院ICU里，嘉文多次见证了病危家属因为治疗和财产问题争执，想到自己的病情，也许很难陪妈妈到老，甚至随时都有可能离开，“有种时不我待的意思”。
前期沟通中，嘉文对遗嘱的要求十分简单，即将自己支付宝里所有的钱款留给妈妈。但嘉文为了多赚钱，总是将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以至于现在都没能空出时间来现场沟通遗嘱事宜。
在中华遗嘱库上海中心保管的生效遗嘱中，最年轻的一位是42岁的小熊。田艳记得，小熊家庭优渥，父亲去世前，曾委托家庭律师订立遗嘱，为了防止发生意外，还特意将遗嘱锁在保险箱里。即便如此，兄妹几个还是因为财产问题发生冲突——遗书还没打开，就被嫂子抢去烧了一半。最后，一家亲戚不得不在法庭见面，官司也打了五六年。
在官司理清后，小熊和丈夫立遗嘱的想法也越来越明确了。两人特意在工作日请假办了手续，将所有财产留到孩子名下。“即便身体健康，也要为保护孩子提前做准备，不能重蹈覆辙。”
只是没想到，遗嘱立好不到一年，小熊突发疾病去世。这也成了上海中心工作人员们经常感叹的事情。
毫无顾忌谈死亡的忧虑
在中华遗嘱库历年保管的遗嘱中，老年人始终是最主要的人群，但杨颖仪发现，在疫情之后，咨询办理遗嘱的年轻人明显增多了。“疫情越加让人意识到生死无常，也意识到应该提前交代身后事”。
去年疫情发生后，单位的座机电话临时接到杨颖仪的手机上，居家办公的三个多月里，她的电话一度被打爆。每天几十通电话里，房贷、车贷、一家老小生活成为年轻人的焦虑，有时半夜一两点，还有电话涌进来：“我感冒了，会不会中招死掉，家人该怎么办？”
由于疫情无法出门，大部分立遗嘱者开始选择微信遗嘱，即在“幸福留言卡”上表达情感内容。数据显示，2020年里，中华遗嘱库收到近7万份微信遗嘱，其中30岁以下人群占比66.1%。
90后的小杨在幸福留言卡上写道：“关于我的死，只是一个幸运的人终于得偿所愿。终于不用再听到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句话了，这是活着的人无法奢求的快乐。但我希望，活着的人永远都不必知道这为什么是快乐的。”
小杨提到了两件未尽之事。一是她在出租屋里的猫，希望有人可以继续照顾它；二是自己的父母，她已购买了涵盖意外身故和自杀身故的保单，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得到一笔赡养费用。
除了小杨，还有不少人在幸福留言卡中交代了遗产：“我其他的游戏账号在我的备忘录里，感觉除了奥比岛和摩尔庄园，其他的应该不能卖什么钱。还有我的乐高也可以卖钱，我的衣服可以捐了，我的器官也都捐了吧，因为可以给还活着的人带来希望。”
但杨颖仪并不提倡这么做。微信遗嘱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遗嘱，主要用来传递亲人、朋友间的叮咛和嘱托，其实更像是给情绪找一个宣泄的出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积极引导留言者。
多名律师也提醒，民法典继承编对遗嘱的形式有严格要求，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有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但微信遗嘱只有身份证、姓名等信息，无法保证遗嘱的真实性，因此也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效力。
微信遗嘱越来越受年轻人青睐，但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癌症防治学会生死学与生死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宜安表示，在畅所欲言的同时，应该保持警惕性。
胡宜安认为，一是要警惕随意性，令其丧失遗嘱的严肃性。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开展，遗嘱都是针对生命有终的理性应对，不可以游戏化。二是警惕不良生死观念留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