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就是县城里那个“大足底小区”的出场。之所以会由杜迎春的被杀联想到“大足底小区”，主要因为杜迎春那位生前的男朋友，据说就住在这个被命名为大足底的移民小区里。在“我”格外惊奇这个移民小区的名字为什么会如此怪异的时候，母亲给出了问题的答案：“阳关山上修水库，正好淹了大足底村，他们就整村搬下山了，这多好，下了山直接就住进楼房了。”既然身为悬疑小说家的“我”感觉到杜迎春案是一个很好的写作素材，而且还进一步怀疑案件一定和她那位居住在大足底小区的男朋友有关，那对这个名字怪异的移民小区三番五次的执著探访，自然也就成为了“我”的一种现实选择。到最后，“我果然在县城的最西南角找到了这个叫大足底的小区。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好笑，写了两年悬疑小说，没见写出什么名堂，倒把自己搞得像个业余侦探。”
实际的情形也的确如此，某一种职业，一旦被从事久了，肯定就存在着异化主体的可能。即如这位李建新，悬疑小说写多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看待一切人和事物的眼光，也就不免会显得有些多疑：“写悬疑小说的后遗症之一就是，看什么都觉得其中有蹊跷。”能够说明这一点的细节，在小说文本中可谓比比皆是。比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凭借一种莫名其妙的想象力，把双胞胎游小龙和游小虎兄弟与这个凶杀案联系在一起。“在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游小龙和他的双胞胎兄弟。他的这个兄弟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看起来已经在家里窝了不短时间了，估计连下楼都很少。也就是说，他可能正处于一种藏匿的状态。想到藏匿这个词，我猛地打了个激灵，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藏匿起来，他会不会和杜迎春的案子有关？”再比如，“我眼前又出现了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的面孔，在某些时候，哥哥可以充当弟弟，弟弟也可以充当哥哥。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最后杀害杜迎春的其实是游小龙，而弟弟打算替哥哥去顶罪？”
就这样，在凭借着一种已经被严重扭曲了的多疑症，硬性地把游小龙兄弟俩和这个案件捆绑在一起之后，“我”便进一步开始了关于一部悬疑小说的构思。在“我”的构思中，游小龙兄弟无可置疑地出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正如你早已预料到的，以上这些，说到底也只不过是出于悬疑小说家“我”的一种想象。实际的情形是，不仅游小龙兄弟与这个凶杀案了无干系，而且甚至连杜迎春的被杀这一事件，也仅仅只能被看作是小说的一个叙事起点，从根本上说，孙频的这个中篇小说就不是一部悬疑小说。所谓的悬疑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其实只是“虚晃一枪”，充其量也不过是故事的触发点而已。究其根本，借助于这以悬疑因素而最终引出对大足底这样一个移民小区的深度透视与表现，才可以被看作是作家孙频最主要的书写主旨所在。
正如同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大足底这个移民小区的前身，是地处阳关山深处的大足底村。因为修水库肯定要被淹没的缘故，便以整村的方式直接迁居到了县城。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即使不修水库，如同大足底这样地处偏远的山村，在所谓现代化的强势冲击下，最终也还是肯定无法避免被迫迁徙的命运。对于这一点，作家曾经借游小龙之口而有所谈论：“游小龙也看着窗外，轻轻叹息道，你看，就算没有水库，山民们也会慢慢都迁移到山下去的，为了孩子们的教育，也为了生活得更方便些，再过几年，这些山村可能慢慢就都空了，慢慢地就被森林化掉了。”
我们标题中所谓“命定的迁徙”，所要表达的也正是这个意思。从根本上说，所谓的整村迁徙，就意味着大足底山民们的被连根拔起。也因此，不出所料的一点就是，如此一种带有强烈文明落差的迁徙，毫无疑问会给这些山民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带来极大的困扰。
对此，孙频在小说中有着可谓是格外充分的关注与描写。比如，关于村名的保留与身份感的确认：“其实深山里的村庄都有这样的嗜好，越小的村庄越喜欢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冠上一个‘大’字，以显示某种气派，像阳关山里的大游底、大岩头、大石头、大水、大塔，其实都不过是几户人家的小村庄。”问题在于，“虽然我们整个大足底村都从山上迁移下来了，但村名肯定是不能改的，如果连村名都改了，村民们就彻底没有身份感了。”只能够依靠村名的保留才可以获得些许身份感，大足底山民们的“一无所有”状态，自然也就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