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影
2020年11月24日中午，我从手术的麻醉中一点点醒了过来，最初的朦胧意识中隐约飘现“浮过了生命海”六个字——那是父亲1968年出的一本书的题目。
父亲曹聚仁一生发表了四千多万文字，台湾的李敖先生自认中文写作天下无对手，但就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这点上我比不上你老太爷。”
父亲的这些文字中集成出书上百种，若说“著作等身”并不为过。《浮过了生命海》可能是其中文字不多、看起来单薄的一种，却能经常吸引我去翻看几页，尤其在我也浮过生命海的今天。
《浮过了生命海》是父亲1967年重病入住九龙广华医院两个月间记下的文字，出院后继续写录，先作为报纸上他每天的专栏文章，次年成书。他人生第一次能从内里体察一所医院的众生相。
书中写道：“我力疾过海到了广华医院急诊部，虽未昏迷，却已瘫痪，但恍恍惚惚，觉得这是一个广华城。崇高的12层楼，组成了一座现代化新设备的大机构……用一譬喻来说：这是大型生命车子的修理厂。”
父亲1950年为全家谋生独自移居香港，一直没生过大病，没进过医院。不料年过六十开始病苦缠身，由轻转重，一年里慢性肝炎扩展到胆囊，身体垮了下来，体重减去60磅（54斤半）之多，瘦剩80几磅的皮骨，不得不进医院动手术。
这也让他有机会摆脱世间繁事息下来，再次思考生与死的人生大问题；上一次应该是在抗日战争中，作为战地记者每天都须直面生死。《浮过了生命海》一半记事，另一半写生死。他说：“生、老、病、死，原是人生历程，我这回以65岁的小老头儿进了广华城，在我也是学了人生的一课。”“生病的经验……也和坐牢的经验一样，可遇而不可求，原是可宝贵的。”
我比父亲幸运，直到去年73岁才遇上“生老病死”中“病”这个坎。2020年1月31日，完成在日本长崎的拍摄，我与老伴飞回上海。受疫情所困，原来整年周游全球整两圈的打算只得放弃，转为在上海和周边的采访拍摄，因而也有了体检的想法。
香港老人没有什么医保，我们已好几年没做体检了，上次做胃肠镜还是2013年。年复一年拖着，对自己的身体不那么放心，但也没那么紧迫。直到去年8月有机会跟上海长征医院的朋友说起体检的事，马上得到安排。
第一天检查下来大致没事，一些指标偏高已好些年，知道如何对付。第二天一早再去做胃肠镜，全身麻醉。推进手术间刚做胃镜，医生就召唤我女儿进去说发现明显癌变。
就此开始，我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与癌对抗成为我和家人的头等大事。先化疗四次，再动大手术切除五分之四的胃和周边已扩散的淋巴，伤口愈合后再放疗25次，接着又化疗……
这八九个月间我也第一次有机会从医院里面来观察社会，观察当今医疗体系的运作。尤其是转去上海肿瘤医院作放射治疗期间，恰好遇上那儿确诊一例新冠阳性。那天，我和老伴如果晚两小时离开，就会同整个医院及隔壁的医学院一起被封在里面隔离两周。第二天我们接电话通知去检测核酸，没事，再转去浦东分院继续放疗，春节前夕又转回浦西本院。如此紧急关头医院为我们病患做出最快的安排，不知后面牵扯到多少医护人员的付出。为了补上封院损失的时间，他们春节没有休假，大年初四我完成最后一次放疗。
生癌与治疗，让我第一次直面并认真思考生与死的问题。这时翻看父亲的《浮过了生命海》，会出现一种隔世隔代同他对话的念头，还想写下一些文字，或以“我也浮过生命海”为题出书。
我也浮过了生命海，还在挣扎上岸，过程辛苦，但也很值得。每天都有新的体会，每天都从遭遇到的人和事中获得新的感悟。生命的力量实在顽强，科学的发展已让“带癌生存”变成越来越多人的现实状态，甚至可以“带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