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名女士，则因为热爱海洋动物而买龟。海龟被罚没后，她常打电话给李自强，仔细询问海龟的寄养地、健康状态：“我们自费去放生地点可以吗？我们远远在岸上，看着它回到大海就行。”
像她这种爱龟人士，遍布全球。不少爱龟者都闹过相似的笑话：雌性海龟在沙滩上产卵，却被海滩上的人误以为搁浅，硬生生送回海里。
过度捕捞导致海龟的数量逐渐减少。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修订，将海龟的保护级别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提升至一级。其中，玳瑁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
海龟的稀少，彰显了拥有者的地位。北京某家影业公司的老板，在办公室建了4米长、2米高的鱼缸。4只海龟逡巡其中，缸里还有珊瑚、小丑鱼和两条海鳗。
面对民警，打扮时髦的高个子老板马上表态，请民警带走他的海龟：“我不想养了，我想捐赠，去哪儿捐？”后来，他还致电邀请李自强到北京旅游，最后提出：“能不能从轻处理？”如果入刑，他参与的影片，制片人那一行不能写他的名字。在那通电话里，他没有提及养了两年的4只海龟。
除了个人购买者，各地多家海洋馆也从涉案两家销售公司买龟。
曾有海洋馆管理人员告诉李自强，“没有海龟的海洋馆没有灵魂”。宣传海报会印着海龟的图片，游客喂食海龟，按次数收费。海洋馆偶尔也能接到销售公司的推销电话：“找到一只千年一遇的大海龟，绝对是镇馆之宝！”
还有一些放生者，购来海龟，用红漆或黄漆在龟壳上写下“佛”字，再送回大海。在海南的一个派出所里，一名购买海龟放生者想不明白，她明明做了好事，怎么违法了。
她没有收入，却坚持每天去市场购买海龟、海鱼，再放回大海。有渔民了解她，打来电话说：“我抓到一只海龟了，你不来解救，我就送去饭店让人吃了！”
她每次都选择解救。她发动爱心人士捐赠善款，全都投入到解救海龟、放回大海的事业中。警方最后没有对她立案，因为她“没有主观恶意”。
李自强解救这些涉案海龟后，把它们送到当地海洋馆里寄养，等待案件侦查、起诉、判决。
2020年春天，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海龟的生存处境。
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钟帅回忆，当时，各地鼓励居家隔离，有的海洋馆工作人员没法及时投喂，导致饿着肚子的海龟互相撕咬。有的海洋馆经营不善，欠下债务，法院查封财产后，断水断电，涉案海龟死亡。
湖南省岳阳市农业农村局曾在一个星期内给邳州市公安局发了3封函件，因为寄养在当地海洋馆的16只涉案海龟，疫情期间已死亡6只，另有几只被咬伤，他们希望能将海龟提前放生。
钟帅去看望寄养在徐州某家水族馆的涉案海龟，工作人员从冰柜里拿出海龟的尸体。李自强也无从得知，那位“优雅的女士”在疫情期间是否活了下来。它早就混在涉案海龟中，“住”进水族馆里。
这样的情况让入行17年的检察官钟帅开始反思，“我们办这个案子，是为了保护海龟，结果还没判决，涉案海龟都死了”。
在海龟案之前，钟帅最常思考的问题就是“判几年”，环境诉讼常常很难判定实际受害人，更需要检察官替环境发声。涉案海龟出现伤亡后，他意识到，动物保护的案子应该把动物生命放在第一位。
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随后决定，对扣押在案的海龟予以救助，并尽快放生。
最终，徐州铁路运输检察院给海龟买“机票”，送往海南，途径“正规”，手续“合法”。某家航空公司的老板听说要运送海龟，马上协调飞机免费运送，“我算是攒了一件功德”。
钟帅的同事、检察官范璞认为，海龟容易让人产生怜悯喜爱之心。她办理过保护蟒蛇的案子，办案过程中几乎没有志愿帮忙的爱心人士。
她负责运送第二批海龟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排成队，主动帮忙抬龟，只为了摸一摸龟，沾沾好运气。一位工作人员听说海龟脱水两天了，紧急协调，让运送海龟的飞机优先降落，并安排海龟优先从货仓中取出。
过了十几天，这位工作人员特意发信息告诉范璞，“我老婆生了个儿子”。收到这条信息，范璞哭笑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