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去年的《东莞市制造业人才发展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在东莞，有超过420万人从事制造业，无论是在钢筋森林的大型工业区，还是藏于巷子的小型作坊，工厂每天都在招工，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进厂。一些人也像程波、刘文平那样，选择逃离工厂。
水桶是每个工厂娃的必备品，他们把离开工厂戏谑地叫做“提桶跑路”。
刘文平身高1米6，圆脸、小眼睛、厚嘴唇，来自贵州山区，说普通话不分平翘舌和前后鼻音。他从2013年来到东莞，在工厂工作8年，9次提桶跑路。送过外卖、做过中介，还做自媒体。现在他住在东莞一个月230元的出租屋里，每天吃饭、睡觉、上网，对未来很迷茫。
他今年28岁，中学毕业、职高辍学，进厂8年，从电子厂的普工干到印刷厂的机器师傅，月薪从3000元到8000元。其间，他提桶跑路9次，在每一家工厂最多三个月、最长不过一年。
在中介王超看来，能在一家厂里待够三个月的刘文平，已经算踏实。频繁提桶跑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进工厂的常态。
东莞街头随处可见招聘信息，工时费普遍在15元到19元每小时。摄影：张楠茜
今年春节后，王超16岁的侄子不愿意再继续上学，从老家重庆到东莞打工，王超负责给侄子找工作。侄子一个月就换了十几个厂，每个厂干两天就离开。他服务的一个21岁的广东小伙，4月初进厂工作仅一周，就找王超借了两百块，然后离开工厂，失联了。
王超发现，因为年轻工人的不断流失，一些大的工厂工人断层严重，班组工人编号从一千多号，一下就到四五千号——中间是走掉的，前面几个是十几年的老员工，后面的就是从技校合作签来的学生工。
最底层的“白菜价”的学生实习工是目前最好招的，每年的暑假，大批从技校来的学生工，被一辆辆的大巴车拉到工厂，他们每天固定工作10个小时，从早晨7点做到晚上8点，一个月不休息，到手还不到4000块钱。
“现在年轻人都比较浮躁，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如果没有班上了，一打父母电话，借点生活费，又过个几天。”王超说，很多工厂里只剩下两类人，一是来了刚出社会寻求过渡的年轻人，干几个月就走；二是已经结婚的三四十岁的，上有老下有小，不敢失业，进工厂求的是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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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工作12小时，站着都能睡着，还要被克扣工资
2012年，刘文平初中毕业。他在家中排老二，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因为家里贫困，大哥中学毕业就出门打工，把机会让给弟妹。刘文平成绩不好，也没有继续读高中，问母亲要了1000块钱，第一次坐火车到重庆，去了万州的一家职业学校读书，想着将来可以靠打工供自己读书。
读了半年，刘文平却发现在这家职业学校完全学不到知识或者技能。身边同学都是因为成绩不好才来的，天天打架抽烟混日子，不仅没有学习氛围，考试还被老师鼓励花钱买答案。每一届学生毕业，都被学校安排进工厂打工，学校还收取中介费用。
2012年下半年，刘文平进入一个日本马达工厂勤工俭学。他在流水线上做测试工作，工价是每小时9元5角，一个月的工资到手2000多块钱。
他想着，既然迟早都是干流水线，何必费劲读几年书，于是直接辍学，去了哥哥在的东莞找工作。
2013年，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是1310元一个月，这也是东莞绝大多数工厂的底薪。彼时，东莞已经是全世界电子制造业最大基地，号称“东莞塞车，世界缺货”，电子厂是很多学历不高、又没技术的年轻人的进厂首选。
刘文平也跟着老乡一起，进了一个电子厂当普工，负责组装手机屏幕上的亮度灯。一个小时10元钱，两班倒，白班是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夜班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中午12点，他第一次体会到“站着都能睡着”。
东莞打工者租住的宿舍，外观已经颇为破旧。摄影：张楠茜
传送带不断运输零件，刘文平双手机械地重复组装，耳朵里是无休止的机器轰鸣声，他觉得大脑空白，手练到条件反射。一天工作10个钟头，没空和旁人交流，照做、执行，他跟着传输带一起，仿佛一起成为一个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