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精英中的精英，一个美国药业巨头的CEO，伯拉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个矛盾之处，并在公开信的接下来的一段给出了一个“自圆其说”的说法：
“截至今天，我们已经发出了大约4.5亿剂疫苗，这些疫苗更多流向了高收入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们制订了我们的价格分级政策后，我们曾经联系了所有国家，希望他们能够下单，好让我们去给他们备货。但现实是，（只有）高收入国家储备了大量的疫苗。我对此感到非常担心，并通过信件、电话乃至短信的方式联系了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的领导人，呼吁他们也来储备疫苗因为供应有限。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选择了找其他疫苗制造商下单，有的是因为当时mRNA疫苗的技术尚未经过测试，有的则是有了在本地生产疫苗的其他选项。还有一些甚至并不认可我们的疫苗。”
换言之，伯拉给出的说法是，辉瑞的疫苗之所以没有更多地流向人口更多的中低收入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本身就没向辉瑞下单，而不是他的企业更偏爱富国。
但他又表示，由于其他疫苗供应商因为技术原因无法满足供货要求，绝大多数一开始没有选择辉瑞疫苗的国家现在也开始重新找到了辉瑞，并与辉瑞签订了供货的协议。他由此认为，在2021年下半年，辉瑞在富国和中低收入国家间的疫苗供应会趋于“平衡”，并称到了2022年时，所有（与辉瑞签了合同的）国家基本上都能有足够的疫苗了。
这里，耿直哥觉得，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辉瑞2021年和2022年预计实现的30亿和40亿剂疫苗产量的总数相加，那么这个数量确实与全世界的总人口数相当了。
但问题是，抛开每个人需要打几剂疫苗不谈，很多中低收入国家其实并没有运输和存储辉瑞mRNA这种疫苗所需要的相对苛刻的硬件。而这些其实比疫苗生产本身更具有挑战性，解决这些问题亦比生产疫苗所需要付出的投入更为巨大。这其实也是为何国际上会有那么多人呼吁放弃疫苗的专利权，从而集中更多资源解决从疫苗出厂到注射到人身上这些中低收入国家最棘手的问题。
只不过，这似乎并不是伯拉关注的问题。在阐述完了上述那些辉瑞公司的付出后，伯拉开始在他公开信的最后几段中提出了他最最核心的观点：为什么他认为放弃疫苗知识产权是错误的：
“上周，我找机会将这些实情提供给了美国贸易代表处，并解释了为什么放弃疫苗知识产权的建议会扰乱我们正在进行的这项工作。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放弃疫苗知识产权的提议是会改善疫苗供应的局面还是会导致更多问题呢？我坚定地认为答案是后者。”
随后，伯拉通过一番“巧妙”的话术进一步阐述了为什么放弃疫苗的知识产权是错误的。
他先是表示辉瑞的新冠疫苗产能是辉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从无到有建设起来的，这才在极短的时间里研发并迅速生产出了这么多挽救生命的疫苗，这种效率是全世界罕见的。
这里，他虽然暂时没有明说这些研发和生产的投入不能“打了水漂”，但他的表述已经很明显地体现出了这种意思。
而后，他将阐述的重点放在了获取疫苗原材料的困难上，并通过关心下游原材料生产商的方式，来表达了他反对放弃疫苗知识产权的意思：
“目前，基础设施并不是我们无法更快速生产的瓶颈。生产我们疫苗所需要的那些特定的原材料的稀缺才是对我们的限制。这280种不同的材料或成分是由19个不同国家的供应商生产的。这些供应商许多都需要我们大量的技术和经济支持，才能提高产能。目前，几乎每一克原材料在生产出来后都会立刻被运输到我们的生产设施，并会被立刻和可靠地转化为疫苗，然后再立刻运送到全世界目前与辉瑞有供货协议的91个国家去。”
由此，伯拉表示，放弃疫苗的知识产权会“威胁”到这些原材料的流通，对其造成“扰乱”，给生产“安全”和“有效”的辉瑞疫苗所必需的关键产能输出造成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