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某离过婚，她带着两个孩子和年迈的父母在外租房过日子，还背着几百万元的债务，日子过得很艰辛。我很同情她，总想为她改善经济条件，分担生活困难。”朱恒福坦言。2016年，朱恒福认识了杭州某投资管理企业合伙人任某，并被她吸引。看着经济困难的任某，他产生了强烈的保护欲，甚至起了离婚和她一起过日子的念头。
由于长期不着家，朱恒福对儿子有着很深的愧疚之情，并试图给他更多的物质支持作为补偿。
出于对金钱强烈的渴望，朱恒福不断以身试法。他一边和特定关系人共谋受贿，一边利用职权为儿子铺路。
2015年上半年，老板卢某所在公司进行股改并增资扩股，卢某找到朱恒福，提议让他以公司内部职工价格购买股份。朱恒福便与他的“好友”何某商定，由何某垫资并为朱恒福代持200万股股份。
“膨胀的贪欲把我越套越紧，为了养好两个家，我一步一步让自己滑向泥沼深处。”2016年，朱恒福再次以内部员工价购买200万股股份，总价324万元，由卢某代持。
2019年上半年，任某的一位朋友托她找朱恒福帮忙，为一个设备招投标项目向省某投资集团的领导打招呼，在朱恒福的“帮助”下，项目成功中标。不久后，任某的朋友以中介费的名义给了她100万元，任某欣然收下。
“我觉得她是体制外的人，项目中标后拿个中介费应该没问题，便同意她收了钱。”朱恒福说。
在为任某谋利益的同时，为了维系与儿子之间的父子情，朱恒福也开始为儿子“谋出路”。
2016年下半年，浙江某保险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某告诉朱恒福，等他儿子留学回国后可以直接去姚某公司上班，年薪四五十万元。“我觉得太显眼，就拒绝了。”朱恒福坦言，“但我也有意无意向姚某透露希望他能多多留意，帮一帮我儿子，姚某也一直记着。”
2016年底，姚某告诉朱恒福，“公司有个股东要转让50万元股份，我可以安排转让给你儿子，也给他一份保障。”朱恒福觉得自己亏欠儿子太多，应该帮他赚点钱，让他生活过得更好，就顺水推舟让儿子入了股。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行为多么荒唐，我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不敬法、不守法，为了自己的私心和贪欲去以身试法，真是胆大妄为，愚蠢至极。”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和“围猎”，朱恒福最终败下阵来，在留置期间，他懊悔不已。
以身试法后，方知自己不过是钱财的“保管箱”
被留置后，朱恒福最念念不忘的就是他的家人。“儿子已经成家立业，儿媳妇才刚有了身孕。老母亲尽管住在农村，但乡里乡亲都很尊重她，夸她养育了一个好儿子，她也十分自豪。现在我进去了，不知道他们怎么想，未来怎么过。”
“我不愿意放弃现在拥有的生活，出于对家人的留恋，我心存侥幸，逃避组织审查调查，一步错，步步错。”朱恒福说。
2019年11月，何某被留置后，朱恒福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坦白交代，他觉得何某是因为他自己公司的事被留置，应该不会牵涉到他。
之后，朱恒福的几个朋友相继被查，他内心忐忑，坐立不安，但仍心存侥幸，先后与多人进行串供，转移股份代持协议等证据，伪造借款协议等材料，并将收受的部分钱款予以退还，企图掩盖与上述人员之间的不正当经济往来。
2019年12月，朱恒福编造了其与何某、卢某之间经济往来问题的虚假说明，并提交给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
“我自欺欺人地编造了一些理由，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蒙混过关，我对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以致铸成大错，后悔莫及。”思想认识的严重错位，侥幸心理作祟，让朱恒福错过了找组织自首的最佳时机。直至接受审查调查，他才明白自己不过是违法所得的“保管箱”“搬运工”，只要涉及贪腐、以权谋私，终难逃纪法惩处。
留置期间，朱恒福经常想起自己的母亲。“每次回老家看母亲，她总是和我说，当官就要当个清官。我以前总觉得她唠叨，现在想，母亲清苦一辈子，却能把道理想得那么明白，而我却执迷不悟，想着升官又发财，以致走到今日这个结局。”想起已经85岁高龄的母亲，想起支离破碎的家庭，朱恒福百感交集，泣不成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