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案中，公安机关以寻衅滋事罪对嫌疑人刑拘，可能出于高效打击、遏制犯罪的出发点；法院最终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定罪量刑，保障了刑法的明确性品格，为一般民众提供了清晰明了的行为模型。”蔡曦蕾说。
如何从法律层面避免营销号这种为了流量不惜编造虚假内容的做法？蔡曦蕾认为，新媒体作为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特点是传播速度快、社群圈内传播，更具迷惑性，需要系统化地规制。在本案中，实施犯罪行为的是单位，但最终只能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这是因为刑法未将单位作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犯罪主体，有必要增加单位作为该罪的犯罪主体，从而将以公司形式存在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营销号等新媒体一并纳入刑法的管制范围；在非刑事规制手段上，也应当通过设置网络平台运营者的行政责任，敦促其自我管理，负起社会责任。同时，还应当落实平台用户注册实名制，积极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识别、追踪虚假信息，最终实现技术对践法的助力与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