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青儿正在试图背起一位队员（图片/来自受访者）
渴望自由是人的天性。但对于身体功能障碍的人来说，背后有太多的不容易。
青儿回忆起走过的许多城市，“最难的还是残疾人上下车的问题，基本都要一个一个背下来再背上去”。而张仲碰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上厕所，“标志着无障碍卫生间，也有坡道上去，可一到门口发现有一个大概三十公分高的门槛横在那里……还有很多地方无障碍卫生间成了存放清洁工具的仓库，有的被直接上了锁”。
偏见与偏爱
与整个社会发展的速度相比，残疾人还远远落后于健全人，这与他们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21世纪，人们对残疾的认识迎来新的阶段，虽然针对残疾人的社会基础设施在不断完善，但在张仲看来，意识层面的偏见始终存在。
2019年，张仲在东戴河。（图片/来自受访者）
六年前，有一家剧组找到张仲想拍摄一部关于残疾人的故事片，但张仲看了剧本后拒绝了，原因是他认为编剧把残疾人真的写成了“残疾”，原本他希望只是一种更加真实的表达，但最终还是写成了励志的故事。
“‘一个拄着双拐的残疾人小姑娘从这里走进来’……有必要这么强调吗？”
他感觉失望又遗憾，他不喜欢外界将残疾人当成励志的榜样，因为从某种程度来讲，这更强调了本身的缺陷。比如，他们去牧区参加一场比赛表演后，主办方给他们颁发了“特殊贡献奖”，而这个奖最终被他谢绝。
偏见有时带着偏爱，让他恐慌。
在一次独自出行中，张仲正准备坐着轮椅从台阶上下去，台阶不算高，凭着以往的经验，他完全可以自己下去。但不料几位热心群众见状过来帮忙，结果因为不熟悉操作，结果他连人带车翻了下去。
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生活中发生过很多次。后来他专门写了一个扶残助残志愿者注意事项，在全国多个城市开设了讲座，呼吁大家，改“主动帮助”为“旁观帮助”，这被他视为平等和尊重的第一步。
2016年，张仲在达古冰川。（图片/来自受访者）
曾有人在网上提问，我国有8500多万残疾人，为什么大街上却很少看到？除去自身条件和基础设施因素外，敏感与自卑一直是这个群体不可回避的问题。
董京莉与张仲最早相识于残疾人合唱团，因为先天性脊柱裂，走路跛脚，童年的她常受街坊邻居的议论和嘲笑。她对轮椅的厌恶与生俱来，潜意识里觉得轮椅跟重残或者死亡有着某种联系。
董京莉在家中进行传统玉石雕刻（央视网记者王伟摄）
董京莉也曾埋怨过命运，但最终还是接受了现实。努力工作、学习唱歌、醉心绘画、潜心玉雕，只是不喜欢出门、不喜欢看电视、不喜欢穿艳丽的衣服，回避一切与行走或跑跳有关的活动。如果实在有事要出去，她希望任何人都不要注意到她的存在。
2010年，公安部颁布了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修订后的111号令放宽了残疾人驾驶汽车的身体条件要求，允许右下肢、双下肢残疾人驾驶汽车。
董京莉是第一批考取驾照的残疾人。虽然在所有科目都顺利通过后，她又被要求去指定医院再次开具了残疾人证明，但内心依然兴奋雀跃。
董京莉在彩排结束后准备驾车回家（央视网记者王伟摄）
从以前的“残废人”到后来的“残疾人”再到国际上推广使用的“残障人士”，不同的称呼体现了时代文明的进步和对不同群体的尊重；一个字的更改，更反映了人类社会对残疾认知的巨大飞跃。
轮椅之舞
早在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时代，人们主要依靠体力劳动来维持生产和生活，而残疾人常常处于困窘的境地。他们往往被视为群体的累赘、家庭的负担。但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他们逐渐融入各行各业，甚至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