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讨论了三年之后，他们重读旧信，觉得值得整理成书出版，最后成为中英双语洋洋三大卷的《脑与人工智能：一位德国工程师与一位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对话》（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三卷书名分别为《脑研究的新大陆》《意识之谜和心智上传的迷思》和《人工智能的第三个春天》，书信内容按时间排序。
两位作者申明，他们并不奢望自己的看法都正确，事实上他们两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分歧。但是，他们的目标很清楚：以理性思维来思考这些问题，并希望引起读者对脑科学和人工智能问题进行独立思考，而不至于人云亦云，盲目跟风。我以为，这确实是高瞻远瞩的科普之道。
顾先生的脑科普译作也蔚为大观，包括：
科赫（Christof Koch）著《意识探秘——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
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著《脑中魅影——探索心智之谜》（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
埃德尔曼（Gerald Maurice Edelman）和托诺尼（Giulio Tononi）著《意识的宇宙：物质如何变成精神》（重译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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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这两翼必有深层的共通之处。顾先生尝谓自己“不自觉或自觉地尝试用做科研的态度来做科普”，而从他的大量科普实践中不难看出，实际上他是相当自觉地“以做科研的态度来做科普”的。
如果把科普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元科普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基，它不同于专业的论文综述，也不同于职业科普工作者的创作，而是源自科学前沿团队的一股“科学之泉”。
它既为其他形形色色的科普作品提供坚实的依据——包括可靠的素材和令人信服的说理，又真实地传递了探索和创新过程中深深蕴含的科学精神。
遵照顾先生本人的说法，他的许多作品似乎尚不属“元科普”之列，但是它们至少是很接近元科普了。顾先生推崇的克里克、拉马钱德兰、萨克斯这些科学大师的科普作品，乃是元科普的典型，他深盼国内在一线从事研究的一流科学家写出有关他们自己研究的科普作品，真是再次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卞毓麟
196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今国家天文台）从事科研30余年，1998年转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专事科技出版，2004年退休。
曾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等。从事科普创作40余年，著译图书30余种，发表科普类文章约700篇。作品屡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一书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
曾被表彰为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荣获上海市大众科学奖、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科普贡献奖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天文学会九十周年天文学突出贡献奖、首届赛先生科学和医学公共传播奖等。
“世界科学”联合“赛先生”微信公号，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资助下，开辟“走近科学”栏目，对获得国家及上海市科技奖励的成果进行科普化报道。
END
来源：世界科学
顾先生分析、概括了做科研和做科普这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对此我深有同感。
用做科研的态度来做科普有许多好处，科研养成了：
关注和跟踪科学发展的习惯，对议题重要与可行的敏感性和判断力，思考问题的严谨性，保持头脑开放的态度，凡事多问一个为什么，学会提出问题和进行批判性的评价，能从失败教训的角度感悟他人的成功……所有这些，都不是仅靠书本就能真正体会到的。
顾先生说：“科研和科普都要求人善于找出适合自己的课题。科研和科普都要求人们了解前人对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做过怎样的研究……对现有的认识中是否存在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疑问。对于科研来说，科学方法体现于科研过程的始终，也决定了科研能否取得成果；对于科普来说，则是通过讲科学家做出发现的故事向读者介绍他们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