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否应当支持A公司向B公司提起的损害赔偿请求呢？毋庸置疑，B公司没有侵犯A公司的专利权，也没有侵犯A公司以保护设计为目的的设计权等知识产权法上的特别权利。在这里，并不是要问大家现行法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无论得出什么结论，是否存在有说服力的理由予以支撑。
问题4 从意大利诱拐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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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女性X与日本男性Y1在意大利都灵结婚，此后一段期间，生下长子Z1、长女Z2与次子A。这三个孩子都具备日本与意大利的双重国籍。
丈夫Y1是一名吉他手，妻子X是一名钢琴家，他们在都灵以私人培训和音乐学校老师为谋生工作。最终，因性格不合再加上对各自的工作缺乏理解，对孩子的抚养思路也产生差异，夫妻间的感情渐渐产生了裂痕。为此，丈夫Y1精神上十分疲倦，出现了精神衰弱的症状，由于需要治疗和静养，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
另外，妻子X为了维持生活的稳定，跳槽到了米兰的音乐学校，并在米兰租了房子，每周一至周五都和当时4岁的长女Z2和1岁的次子A一起住在米兰。过着星期五回到都灵，星期天再回到米兰这般忙碌的生活。
丈夫Y1因为考虑到妻子X在米兰的工作会给孩子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不良影响，所以反对X在米兰工作。此外，与父亲Y1一同留在都灵的长子Z1对于和妹妹Z2、弟弟A的分居两地感到十分痛苦。另外，Z1认为Y1生病的原因是母亲X令人难以理解的生活态度，因此非常同情父亲Y1。而比起在米兰和妈妈一起生活，长女Z2也更希望在都灵和爸爸、哥哥一起生活。
因此，X对于Y1不配合的态度十分愤慨，甚至怀疑其神经衰弱的症状是在装病。在发生激烈的争吵后，X决定离婚，并向都灵法院提起了分居之诉。根据《意大利离婚法》第3条第2款之b的规定，不能直接提起离婚之诉，而应当在取得分居判决之后，分居5年后方可提起离婚之诉。
在该诉讼开始审理之前，Y1就开始计划秘密返回日本。并在X不在时，向Z1和Z2阐明了自己心中的想法。之后，就带上两个孩子以及随身物品，踏上了回国之路。
因此，都灵法院在难以询问Y1的情况下，在判决准予分居的同时，命令由母亲X负责分居期间三子女的监护。
一方面，来到日本后，Z1、Z2和Y1以及Y1的父母，也就是孩子们的祖父母Y2(77岁)、Y3（75岁）共同生活在一起。Y1虽然在回国时呈现出神经衰弱的症状，但不久便恢复了，并通过吉他演奏以及私人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收入。另外，Y2、Y3能通过经营停车场取得收入，还能领取养老金等，这使他们的生活无虞。关于Z1和Z2，Z1虽然在都灵读六年级时成绩并不理想，但Z1曾接受过日语的私教，来日本后，得以编入当地的小学五年级。现在Z1已经成为初一学生，学习成绩也稍有提高。此外，虽然Z2来日本当时对日语一窍不通，但进入幼儿园学习后不久就学会了。现在Z2已经是一名小学一年级学生，学习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
另一方面，自Y1和一双儿女离开意大利后，X曾尝试通过信件和电话取得联络，但Y1对此不予理睬。最终，在Y1等人离开意大利两年半后，为了接回Z1和Z2，X来到日本，并且奔赴Y1等人的居住地，意图和孩子们见面。然而，Z1不顾祖母的劝告不愿意和X见面，并且自己躲了起来。另外，Z2也没有和X见面的意愿。孩子们在学校都很受朋友们照顾，而且回家的时候至少祖父母们都会在家。孩子们就像这样过着每一天精神都很安定的生活。因此，他们都非常希望这样的生活能够继续持续下去，不想回到母亲X的身边。
因此，为了接回孩子们，X迫不得已委托了日本的律师，决心针对Y1、Y2、Y3提起诉讼。X虽然在米兰做钢琴老师能赚取足够的收入，和次子A两个人一起生活，但还是想接回Z1、Z2，让他们接受专门的音乐教育。另外，在分居判决的5年期间经过后又过了2年半，X预先在都灵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意图在取得离婚判决的基础上，成为离婚后孩子们的亲权归属人。那么，假如你是日本负责审理交还子女请求诉讼的法官，你会怎么下判决呢？在上述内容中你会更重视哪些，并将它们作为审判理由呢？另外，针对正在读初一（13岁零10个月）的长子Z1和小学一年级（7岁零6个月）的长女Z2，判断的方法是否应当有所区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