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小学，进入江湾体校的时候，教练不要我，我跟教练说我会很努力的，哭着求他让我打球。他说不行，你就是不行，你个子太矮了，没用。我跟他说，我还没长大呢。他说，你爸爸妈妈都矮，你长不高的。
当时正好有一个新教练，想在上海再看一圈，再选两个队员。他就组织了一个集训，选择了1963年、1964年出生的10个队员，第一天就打大循环比赛，我打第一。集训十天后，最后一天我们打大循环，我还打第一，我就这么入选了。我都是打进去的，上帝从来没有给过我礼物，什么都没有的，生活里的每一步都是硬的，我只能硬碰硬。
体校的文化课上，老师说写一篇文章，你想今后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我的理想是要打世界冠军。是很诚实的想法，就写出来了。老师觉得写得很好，在校园的喇叭里读了出来。周围人都笑我，觉得你是不是太不现实了，你有没有搞错啊。好像一个笑话。后来我也有点后怕了，怎么没有人这么写的，理想当然可以是远大的目标啊，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12岁进入体校，已经是晚了两年，进去以后，里边全是高手。我那时候结识了一个很好的朋友，我看见她那么优秀，希望能够像她一样，所以一直默默地努力着。我们晚上没事做，好动，八九点又饿了，就从食堂带一两个馒头回来，两个女孩在床上分着馒头泡水吃。那真的是一段很开心的时光。
过了不久，我在小队员里边就打得不错了，后来又把比我年龄大的人都打掉了。1978年土耳其举办了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有了一次出国的机会，全国选3个15岁到18岁的中学生参加。我被选中了。
在土耳其，我们拿下了女团冠军、双打冠军。
1983年，世界冠军倪夏莲与乒乓球前辈孙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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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小就是吃着苦，受着伤，掉着眼泪长大的。身体上的苦根本不算什么，最苦的，是精神上的。
1979年我被选入国家队后，坐了三年的冷板凳，始终没有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那三年我没有怨言，更多的是恐惧，我还能继续打下去吗？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打打的呀，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呀。那种小时候爱打乒乓球的快乐没有了，变了。到国家队最初的三年，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后悔走了乒乓球这条路。但是再想一想，我没有退路，不可能再去回到中学去读高中了，我只有往前冲。国家队的竞争就是那么激烈和残酷，我想我不够好，我要加倍地努力。
每次捡球，我都是小跑着去捡。人家练五个小时，我得练八个小时。我轮到没厕所的房间，就忍着。每天上厕所要跑到别人的房间里去，甚至是半夜，很不方便，又怕怕的。我现在住的房子里有五个厕所，造房子的时候，我们家里其实只有四口人，我妈妈说，你们全家拉肚子都不需要五个厕所啊。我就是老担心没厕所，找不到厕所着急，有时候做梦，还是在找厕所。
虽然他们没有给我机会，但是也没有把我开回到上海队去。等我离开队很多年后，教练才跟我说，你知道吗夏莲，国家队一直没有把你退回去，因为你太刻苦了，你捡球都是在小跑步，打扫卫生全部都是第一名，上文化课又是优秀的，我们不忍心开除你，而你又那么热爱乒乓。
我在1982年2月份咬牙改打长胶，等到那年的10月份，拿了全国第二。国家队才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派上用场的人。第二年，我终于可以参加世界级的比赛，那就是第3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我记得当时1983年有一本杂志，每个人都有一张照片，我的照片下面的文字是，中国队的「黑马选手」，我是中国的秘密武器，他们对我抱着很大的期望。我们为那届世乒赛备战的时候，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采访我的问题是，你胆怯了怎么办？
第一场第一局球，我整个人都是懵的。郑敏之看到我的情形不对，狠狠地训了我一顿。突然间我被她训醒了，开窍了，从第二局开始，我整个就换了一个人。后来在混双比赛中，我与郭跃华合作，以3:2的成绩拿下了冠军。
因为我当年不是种子选手，所以在单打比赛里遇到了很多种子选手，譬如韩国的削球手安海淑，欧洲冠军弗里赛可普，给中国队扫平了一些障碍，啃掉了一些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