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4岁的我随父母离开温州到上海，几乎没回过几次老家。生活在别处之后，才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温州人烙印。
20多年前，在上海高中读书的外地人少，上海同学对外地了解也少，温州对他们而言，只是个遥远的地名。
有上海同学问我，你们老家是不是很多温州发廊，带着一些邪魅的笑意。我一脸茫然，温州人不知道温州发廊究竟为何物，便大致回应：哦，老家是挺多理发店的。上海同学又问我各种东西的温州话怎么说，我一一回答，对方笑一阵，学得阴阳怪气，便作罢。
没多久，又有同学来跟我讨论，说新闻上看到温州人在上海买房子，一买就是数十套上百套，问我，温州是不是很多暴发户。后来，还有同学来跟我说，温州人很会做生意的，然后会讲家里亲戚和温州人做生意的往来，大致是在变压器、电缆等等不太起眼的领域，温州人的小作坊小厂在跟国企竞争。
少年不知事，但不知怎的，听到做生意和炒房团的讨论，我心里是很高兴的，于是，便不由得炫耀起一些似是而非的温州故事来。
在我们温州，身边同学朋友的家长和长辈，除了教师和公务员，几乎没有“工人”，他们要么在自家楼下开个小作坊，要么开个杂货店做批发零售，要么就干脆说不上干什么营生，反正在外面挣钱。那种身穿工作服、满是自豪感的工人阶级形象，似乎只存在于影视作品和宣传画中。所以，当我听上海同学说父亲是工人，住在某历史悠久的工人新村里，很是新奇。
在我们温州，无论市区还是乡镇，平地上没跑出几步路就是山，哪有苏南和杭嘉湖那么大片的平原？温州中学课本里便说是“七山二水一分田”，你说温州人跑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谋生，那都是被“一分田”逼出来的，人多地少养不活，不出去怎么行？于是，许多温州小囡在中小学时都有吃住在老师家里的经历，外出谋生的父母没时间管，就放心地把孩子扔给老师。上海同学听了，也觉得新奇。
至于我父母辈的温州人究竟是怎么做生意的，十几岁的我当时说不上来，但有一点是可以料想的，出门在外，肯定啥都得干，所以他们肯定能吃苦，温州人说“能睡地板，能当老板”。那时候，偶尔能看到家人订阅的一些温州商会办的杂志、报纸，上头常有西装笔挺的温州老板，温州人会习惯性关注他们的创业史，感慨“也是苦出来的”。
从20年前至今，别人听我自我介绍是温州人，大概率会客气地说一句温州人会做生意。可温州人究竟怎么会做生意？大多数人又说不上来。在我一个没做过一天生意的温州人看来，父辈们哪里会做生意，就是沾了改革开放的光，先人一步闯荡出去，胆大且能吃苦，仅此而已。我小时候就听人讲某同乡、某邻居、某亲戚的发家史，除了一些灰色地带的营生和手段之外，主要还是利用了中国和海外、国内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商业信息差。
比如被热议了多年的温州炒房团，十几二十年前跑到上海的温州人一看，大上海的房价竟然没有温州城里乃至一些乡镇的房价高，小孩子还能在上海上学，这等好事在温州乡亲们之间一传十十传百，便有了所谓“炒房团”。此前此后，温州人做眼镜生意、打火机生意，一批温州人进军山西煤炭行业，其实都是信息差带来的红利。温州人对商业信息的嗅觉和需求，后来逐渐成了一种习惯。大概10年前，我在华北某县城的公共澡堂里，无意听到身边有两人在讲温州话，几乎没有客套话，直接在澡堂的热气里赤诚相问：“你在这里干什么？”也许只有温州人才能听懂，他们的意思是，有什么好的挣钱路子？能不能一起干？
我工作数年后，有机会与一位温州大佬对话，当时谈“温商回归”，大意是大批温州人都在外地经商，是时候带着资本和经验回乡帮助温州发展了。身为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的温州人，我忍不住问，除了打故乡的感情牌，温州还有啥能吸引大家回来？
这位大佬严肃地说，温州最宝贵的是市场的信息、创新的意识。几个温州人、一群温州人聚在一起喝茶，彼此都能汲取到“市场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