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裁判文书看，很多家暴行为人一般被判承担的赔偿金额都在一万元左右，低则几千元，高则两三万，超过四万元的赔偿金额少之又少。在法院判决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家暴行为人几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这意味着家暴行为人的担责和制裁很低，不能形成震慑。
所以，今年我会在涉家暴案件的审理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希望在涉家暴案件的审理中，大幅度提高家暴行为人对被施暴人的损害赔偿标准。同时，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家暴者可少分或不分财产。
北青报：家暴是否与地区经济水平相关？
黎霞：我认为并非必然相关。家暴案件的发生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一个人的成长环境、经济环境、三观、婚姻家庭观念等，但经济因素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在调研分析中发现，家庭经济条件越差，越有可能发生家暴案件，但这并不代表着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就不会产生家暴。只能说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由于经济因素对家庭影响非常大，家暴行为的发生率可能会增高。
北青报：女性在遭遇家暴后应如何妥善处理，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
黎霞：女性自身要有反家暴意识，可以向街道、居委会、村委、妇联、公安机关等单位，甚至可向本人所在单位或加害人所在单位去投诉、反映或者求助。通过这些单位介入来协调缓和家庭关系，制止家暴行为人的行为。报警、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都是非常有成效的做法。同时，遭遇家暴的女性，一定要有千方百计留存证据的意识，在家暴发生后，要尽量留存被家暴的证据，以便日后维权。对于反复实施家暴、改正家暴行为可能性不大的，女同胞们要坚定地提起离婚诉讼，彻底脱离与家暴行为人的婚姻关系。
北青报：今年《反家庭暴力法》已施行5年，在反家暴的司法实践中，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
黎霞：首先，全社会反家暴意识还不够，有些老百姓甚至还有“老公打老婆、父母打孩子天经地义”的想法。其次，家暴取证难的问题非常突出。很多妇女被家暴后不知道让家暴行为人写检讨、保证书和承诺，或者在报警之后要求做笔录，不懂及时做伤情鉴定。第三，对家暴行为人的制裁力度过低。第四，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负有反家暴职责的社会组织还未能很好地形成合力。第五，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存在难度，法院、公安机关不可能全天候全方位地保护受害人。最后，《反家庭暴力法》对家暴行为的规定还不够细化，导致相关执法部门难以准确执法。
北青报：在外界干预上，还需要改善哪些方面？
黎霞：首先，要加强对反家暴的法治宣传，让老百姓知道被家暴时如何争取维权，有哪些维权手段。第二，提高对家暴行为人的惩罚，通过更严厉的制裁打击、震慑家暴行为。第三，及时展开全国反家暴法的执法检查，并总结反家暴的好经验好做法，加以推广；及时修改反家暴法中不适应反家暴实际，不利于预防、打击家暴行为，实操性不强、刚性不够的条款，健全反家暴的法治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不能把家暴看作家务事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蒋胜男表示，有人认为家暴是家务事，或认为家暴不需承担后果。蒋胜男认为，解决家暴问题，需树立和宣传正确观念，不能把家暴看做家务事，要提升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女性不能切断社会交往，同时在法律层面进行完善，让施暴者得到惩处。
北青报：您认为家暴存在的土壤是什么？
蒋胜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观念的错位。有的人认为家暴不会有严重后果，在家里打妻子不会受到惩处。思想观念上有根深蒂固的部分，就是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遗留。 有时候报警，警方可能认为家暴是家务事，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来处理。可能有时候真的介入后，双方又和好了，无疾而终。长此以往，也会影响相关部门处理的积极性。
北青报：从女性层面看，如何减少家暴问题？
蒋胜男：女性的社会交往不能被切断或者自己中断。一些家暴案例中，女性的社会交往被切断了，导致她离不开这个家庭，她觉得这就是她全部的依靠，没有逃脱的勇气，只好忍气吞声。实际上，社会对女性的救援体系一直是存在的，只要不切断，女性有可求助的地方，就可以减少很多惨剧的发生。具体到现实中，我认为女性要有工作，要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才能不依附男性。你有工作，有和这个社会的联系，遇到问题就有更多的求援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