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适当重要的位置。他们与“三曹”一同，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关于诗、赋、散文的开展，都曾作出过奉献。下面趣前史小编就为我们带来具体的介绍，一同来看看吧!
“七子”的创造风格也具有一些一起的特色，这也便是建安文学的年代风格。这种年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构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大方，良由世积乱离。”
诗篇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昌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呈现，标志着五言诗现已开始老练。而“七子”的优异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改变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巧。
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体裁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沉。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产生之前，其写作时刻不必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开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愈加值得注重。
辞赋
“七子”写了很多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现已获得的成果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昌盛作出了奉献。
“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
①选材规模愈加扩展，体裁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减弱了曩昔大赋的贵族性质;②反映社会实际的功用更趋加强，直接描绘政治事件的著作有所增多;
③抒情颜色愈益稠密。
关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适当高的点评，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明了相同的定见，还特别以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排。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籍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其时都能别出心裁。它们的一起长处便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灌输了作者共同的气质。
“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
“七子”散文在方式上有逐渐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著作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疏忽的环节。
著作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道德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七子”的创造各有特性，各有共同的面貌。
孔融善于奏议散文，著作体气高深。王粲诗、赋、散文声称“兼善”，其著作抒情性强。刘桢拿手诗篇，所作气势高大，风格凄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出名其时，在诗篇方面也都有必定成果。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天然流畅。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玚亦能诗、赋，其著作调和而多文采。
“七子”的创造大体上也能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著作多反映社会骚动的实际，抒情忧国忧民的情怀。后期著作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支持和自己树立功业的志向，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表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情绪。
但是，不管前、后期，“七子”的创造都是活跃、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