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产生疫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1344年，我国淮河流域迸发黑死病，河北商人再沿「丝路」将之传到印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同时期蒙古人西征时，将染疫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城中，由此分布病毒至欧洲遍地。形成1347年欧洲大盛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布景，描绘浩劫下的人道。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和广东南雄路大疫。
明朝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高文，十室九病，感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乃至阖门不起者」。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崇祯六年，山西呈现瘟疫。崇祯「七年八年，兴县响马杀伤公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大众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年(1637年)今后，山西全境瘟疫大盛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区域，「瘟疫高文，死者十九，灭绝者很多」。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高文」。
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盛行，李自成、刘宗敏的义师将士患病。
崇祯十三年，顺德府(今邢台)、河间府(今河间)和台甫府(今台甫)有大疫，人死八九。
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错杂。傍晚人屏不可。交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乃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吼怒，闻有声而逐有影」。(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计》卷六)
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迸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盛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感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高文，逝世枕藉，十室九空，乃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清朝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清水大疫。六年五月，咸宁大疫。十一年春，即墨大疫。六月，黄县大疫。(《清史稿·灾异志》)
俞樾的《曲园笔记》记载，「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白骨飞野;通都大邑，悉成丘墟。乱定之后，孓遗之民，稍稍复集，打扫胔骼;运营苫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人不及见，久而腐朽，人闻其臭，鲜不疾者，病皆突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罢了。疫起乡下，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搬迁避之，踣於道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乃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
光绪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发现於香港，后即变成疫疠。盛行於国际。(《我国医学史》，陈邦贤)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区域迸发霍乱。逝世超越一万余人。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来疫症高文，伤人甚多。」
1910年，伍连德(1879年—1960年)的《伍连德自传》记载「这种病……满州里一带的俄国人恐是最早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拨鼠为之山东移民，患得更多。他们将鼠捕来，剥取其皮，染以色彩，假充黑貂，售与西方妇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条鼠皮，即往客栈寓居，静候顾主之莅临。假如一人患有疫疾，即可感染整个客栈，再延至他处。
瘟疫其实各个时期都仍是有的，只需做好预备，不慌张，都仍是比较好对立的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