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继位后，铲除嫪毐，软禁太后，罢黜吕不韦，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君进一步成为国家行政的中心。
从以上变化轨迹来看，秦国一直在朝着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的方向前进。嬴政亲政时的秦国，中央已经建立起了以丞相为首的行政体制，在地方全力推行郡县制，分封制在秦国基本上消失了，旧贵族势力在秦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这样，秦国就拥有了一套在当时最为高效的行政体制，有了一批最为精干的官吏队伍。当秦国这架战争机器全力运转时，正是这套行政体制，这批精干的官吏，为秦军提供了六国难以匹敌的后勤保障服务。
昭王时期，荀子到了秦国后，范雎问他到了秦国有什么感想。荀子说了这样一段话：“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在荀子看来，秦国接近了无为而治的治国最高境界，是诸侯国中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反观东方各国，它们也基本上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制度。但由于变法的不彻底、不深刻，各国都保留了大量的旧贵族势力，对各国政权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对中央集权产生了不利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国四公子”。
战国四公子在历史上名气很大，为许多戏剧、电影提供了动人心弦的故事题材。但在当时，他们却是一股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势力。
孟尝君在齐国做过很长时间的丞相，手下集中了大批门客，不仅左右了齐国的政治，而且他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放高利贷等手法在封地上盘剥百姓。赵国的平原君也是长期做赵国的丞相，在赵国政坛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楚国的春申君更是长期把持楚国朝政，还将李园的妹妹纳为妾，当其怀孕后又将她献给了楚王。最终，李园将春申君害死，但春申君的儿子还是登基做了楚王。魏国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事实上，他敢窃符救赵，原因就在于他在魏国有很庞大的势力，在政治上可以和魏王分庭抗礼。
总之，四大公子在当时是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他们门客众多，在国内外都有很强的影响力，削弱了本国君主的权威，使本国“政出多门”，大大妨碍了中央集权制度在本国的推行和完善。
在这种形势下，当秦国乘风破浪大步向前时，东方六国的发展脚步却慢了下来，甚至出现了倒退。因此，六国与秦国的实力差距日渐拉大，秦国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创造出了顺应天时的最好条件。
商鞅变法后，秦国就占尽了天时的优势。而在地利上，秦国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一点。
苏秦在游说秦惠王是就说：“大王之国，西有汉中、巴蜀之利……南有巫山、巴蜀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范雎见秦昭王时，也说过类似的话：“大王之国，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战车千乘，奋击百万。”
苏秦、范雎等人，都是当时的有识之士。在他们看来，秦国的地利优势是无与伦比的，但这一优势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战国初期，秦国的地利优势并不明显。
战国七雄中，韩国最小最弱，地处四战之地，基本上无险可守，因此成了最早被灭的国家。赵国有太行天险，但上党等地区丢失后，秦军居高临下，这一优势也不再拥有。魏国在一开始有极大的优势，魏国大臣常常吹嘘自己有“山河之险”，但魏国失了人和，四面出击，得罪了太多国家，最终被齐国击败，国力一蹶不振。秦国商鞅变法后就率先攻占了魏国的河西之地，此后的魏国就再也没有地利优势，这些优势都被秦国抢走了。燕国地处北边，在北部有群山，但秦军是由南向北攻击燕国，因此，燕国也毫无地利可言。齐国和楚国的情况类似，都有不少地利优势，齐有黄河、沂蒙山等，楚国河湖密布，有长江、荆山，但都走了魏国的老路，失了人和。
此外，由地利优势衍生出来的另一优势——经济优势，也是秦国能统一天下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