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被裹在一块大布里，随着一声“打”，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掌握受刑人的生死。
如果这两人两脚像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在地上，此时布中之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伤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更是情有独钟。
一般认为东厂的发明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一直面临皇位合法性的危机，一方面，建文帝生死不明，复位威胁并未彻底消除;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用强力巩固皇位，成祖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政机器，由于锦衣卫设在宫外，调用不便，于是准备新组建一个特务机构。
当初在朱棣起兵举事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尚如郑和、道衍等人出过大力，所以在朱棣的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
东厂的侦缉范围十分广泛，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审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参与;朝廷的各个衙门也都有东厂人员坐堂，以监视官员们的一言一行;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奏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百姓的日常生活、夫妻吵架，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更加便捷。
东厂衙门的布置与普通衙门不同。大厅旁边的小厅，供着岳飞的雕像，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则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与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相对照，供奉岳飞的塑像实在是对岳飞的不敬，而那些东厂厂主竟号称“百世流芳”，真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事实上“遗臭万年”的牌坊更适合他们。
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据史载，曾有数人在密室中喝酒，其中一人喝醉了，大骂起当时执掌东厂的魏忠贤，结果骂声还没停下，东厂的密探就已经破门而入将其逮捕。事实上，东厂的密探们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然后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
到了明朝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东厂密探的身影，一时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人们看到这些“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就马上避开，以免遭到飞来横祸。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关系颇为密切，又身处皇宫，时时在皇帝身边，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
与东厂的长期设置不同，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京城等地出现了一系列神秘的“妖化”事件，尽管主其事者先后被捕，但宪宗由此深感宪侦力量的不足。于是他选任小太监汪直，派往宫外打探各种消息。
汪直趁机四处捕风捉影，搜罗了大量所谓的“秘密情报”向宪宗报告。宪宗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不久，宪宗便设立了一个新的内廷特务机构——西厂，由汪直负责主持。西厂从禁卫军中选拔军官，然后再由其自行选置部下，不足月余，西厂人员便得到极大扩充，其势力曾显赫一时。
有人认为，宪宗皇帝设立西厂的初衷，本来只是为了让其侦探消息，但小太监汪直为了快速建立“功业”，大肆制造冤假错案，以遂其讨好主子之心。从西厂设立之初，经其手办的案件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均大大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的侦缉网遍布全国，其打击对象主要是被认为有不轨之言行官员，一旦怀疑某人，便立刻加以逮捕，而且通常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