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军队包围西夏都城中兴府已达半年，中兴府城中军民协力防守，使蒙古军久久不能攻克。但天不假年，1227年6月，强烈的地震使中兴府房屋倒塌、粮尽援绝、疾病流行，偌大的中兴府城已经抗御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打击。西夏末主李睍在无奈中遣使向成吉思汗乞降。此时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已病入膏肓，不久死在六盘山清水县，成吉思汗留下遗诏：“死后秘不发丧。夏主投降时，将他与中兴府内所有兵民全部杀掉。”
七月，西夏末主李睍无奈率大臣，带着贡物、男女、驼马赴蒙古军大营献城投降，这时的蒙古军谎称成吉思汗重病在身，令李睍在账外行礼。西夏末主的乞降并未换得自己的性命与城中百姓的安居，蒙古将帅遵成吉思汗遗命，将西夏的都城——中兴府付之一炬，以摧毁中兴府中的“王气”，就连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山上的避暑行宫都未能幸免。
昔日宏丽的建筑，成为瓦砾一片，一派亡国的景象，城内的百姓被杀者十之八九。末主李睍跟随蒙古军队行至萨里川(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时，被拖雷杀死，成了蒙古汗国对外扩张的殉葬品。至此，立国190年的西夏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个曾经拥有今宁夏大部、甘肃大部、青海及内蒙古部分地区，“方圆二万里”的西夏从此灭亡。风雨西夏，党项悲歌，这个曾经繁荣的国度及其璀璨的文明随着历史前进的车轮神秘地消失了。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中兴府为宁夏府，改中兴路为宁夏路，从此，“宁夏”一名一直沿用至今。“宁夏”一名也使我们联想到蒙古人建立元朝后，要使原来的“中兴府”成为“安宁的夏国故地”的良好愿望。
西夏之所以灭亡，首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众所周知，自唐末五代以来形成的方镇割据局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及政治上的大动荡、大分化，总的趋势是分裂割据局面日益缩小，统一局面日益扩大。这种统一的趋势发展至辽、宋、西夏、金时期，随着边疆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的加强，以及民族政权力量的消长，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
其次，西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为蒙古灭西夏打开了突破的缺口。西夏内部皇位更替频繁，政见不一，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最后，西夏统治者在战略决策上的失误，是西夏灭亡的重要原因。所谓战略决策上的失误，是指西夏统治者采取“附蒙侵金”的错误政策。附蒙侵金只能加速西夏的灭亡，正如学者丁谦所指出：“余读西夏亡国之史，不能不深憾于遵顼之愚昧也。当贞祐初，蒙古聚强，业已统一漠北，南向以窥中国之境，金兵当之辄败，为西夏计，苟能稍知大局，自当联结金宋，合力设防，或可相毗以安，乃乘金人受侵，竟为狗偷鼠窃之谋，希图小利，卒之十年连战，胜少败多。金人残挫之余，尚足与敌，其兵力之不兢，可以概见。遵顼既死，不及一载，国即先金而亡。”
另外，蒙古成吉思汗灭夏战略战术的成功运用，是西夏灭亡的又一重要原因。成吉思汗根据西夏首都在东部、兵力部署内重外轻、东强西弱的状况，在军事上采取由远及近，由表及里，先弱后强，先扫清外围，切断其退路，然后集中优势兵力，猛攻其腹地首都兴庆府的战略方针。在夺城时，又采取攻坚和诱降并用的方针，使蒙古军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了西夏的心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