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建立，使儒学在西夏得以全面普及和推广，从而使西夏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这与谅祚推行汉礼，向宋朝求赐儒学书籍相比，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意义，为西夏的崇宗和仁宗两朝百年盛世奠定了人才储备的基础。西夏对汉文化的吸收，实际上在立国前就已开始了。李元昊时期，重用汉人，对接受汉文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李谅祚即位后，改蕃礼为汉礼，大力推广汉学，使汉文化在西夏国内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没藏氏和梁氏的后党专权，虽然使西夏的汉文化受到一定的限制，但由于西夏已存在一定的汉文化基础，所以蕃汉两种文化的融合已是不可抗拒和避免的历史潮流。到崇宗时期，西夏内部仍存在着蕃汉之争，此时一些西夏守旧臣僚对崇宗设立国学、崇尚儒学的举措也持反对态度。
御史大夫谋宁克任就曾上疏：“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反对因养贤重学而导致西夏军备废弛的政策。但崇宗本人酷爱汉文化，他对这些反对意见一概不予理睬。由于李乾顺时在西夏国内广设学校、奖励文人学士，一时间，西夏朝堂上下大兴汉唐之礼，官员文人相见不仅鞠躬作揖，而且还吟诗作赋。
崇宗李乾顺自己就曾写了一首颇有汉魏遗韵的汉文诗《灵芝歌》：
金秋八月兮，天降吉祥。
一朵红云兮，长吾朔方。
世所宝爱兮，灵芝吐香。
大夏江山兮，万古流长。
我国汉代有古辞《灵芝歌》，我们通过比较就可以体会到西夏在文化上对中原文化的传承。
因灵寝兮产灵芝，象三德兮瑞应图。
延寿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太微。
参日月兮场光辉。
1975年，宁夏博物馆在清理西夏陵区仁宗李仁孝陵墓的碑亭遗址时，发现了西夏的《灵芝颂》的汉文残碑。其中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赉及多方”等内容，遗憾的是文字已不全。
李乾顺亲政后改西夏国都兴庆府为“中兴府”，在境内大力弘扬佛法。长期饱尝战乱之苦的西夏人民对佛教在精神上的慰藉有着强烈的需要，西夏的统治阶级也需要用佛教来安抚百姓，维护统治。因此，这一时期佛教在西夏境内得到了更广泛地传播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