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4月14日讯，央行工作论文提出，我国要认清人口形势已经改变，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要认识到人口惯性是跨代际的巨大力量，其反作用力将导致人口反方向变化；要认识到教育和科技进步难以弥补人口的下降。为此，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的困难，综合施策，久久为功，努力实现 2035 年远景规划和百年奋斗目标。
央行在工作论文中指出，我国的人口转型不同于发达国家。
1.人口转型更快
一是人口转型期短。与发达国家人口转型持续一、二百年相比，我国从建国后逐渐开始转型，预计到 2035 年左右进入第Ⅳ阶段，前后也就八十年。因此我国从人口膨胀到人口趋少、从就业压力到劳动短缺，时间更短、转变更快。这意味着我国远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长的时间来做准备。
二是人口红利期短。以总抚养比小于 50%作为人口红利的判定界限，我国1995 年降至 50%以下，2019 年为 41.5%，预计 2030 年超过 50%，显示人口红利
还有十年；另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还有约十年退休，所以说人口红利还有十年。但总共算起来，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只有 35 年，这与日、韩、加等发达国家相比，都要更短。
2.老龄化更严重
一是老年人规模大。2000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 8827 万，占比 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 年，该数据分别为 1.76 亿和 12.6%。中国老年人口规模长期居于世界第一。
二是老龄化速度快。联合国数据显示，1990-2019 年，世界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速为 2.7%，发达国家为 2.1%，而我国为 3.2%，预计未来二十年都将快于世界平均增速。2000-2019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 7%上升至 12.6%，预计 2022 年超过 14%，由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32。这一过程仅用 22年，远快于最早进入老龄社会的法国（140 年）和瑞典（85 年），也快于美国（72年）。
此外，发达国家老龄化通常发生在高收入阶段，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 多在二千美元以上，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多在三万美元以上，但我国该数字分别为约一千和一万美元。
3.少子化更严重
1950-2019 年，我国迅速从高生育率国家转变为低生育率国家（其中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并持续走低），总和生育率从 6.71 下降至1.70，减少 5.01，同期美、日、英、法则分别减少 1.28、2.08、0.33 和 1.00。
我国生育率下降更快，除了有收入上升导致生育机会成本上升的原因外，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计划生育加速了生育率的下降；家庭资源集中于独生子女，抬高了养育成本，降低了妇女生育意愿；育龄妇女减少、生育窗口期缩短，也带动生育率加速下降。
应对之策
老龄化意味着净消耗，少子化意味着没产出，那很自然的应对方法就是储蓄。放开和鼓励生育，是劳动力的储蓄；储蓄和投资，是资本和产出能力的储蓄；完善养老体系，是财富的储蓄；教育和科技进步，是生产率的储蓄。
一是全面放开和大力鼓励生育。出生率取决于育龄妇女占比和生育率，前者受历史人口状况的影响，改变起来难度大；后者受当前妇女认识的影响，提高起来见效相对快。一方面要全面放开生育（三胎及以上）。不要再犹豫观望已有政策效果，要趁着现在部分居民想生又不让生时放开，等到大家都不想了再放，则没了用处。另一方面大力鼓励生育。要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遇到的困难，让妇女敢生、能生、想生；倡导生育不仅是父母和家庭的事，而且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二是重视储蓄和投资。首先要高度警惕和防止储蓄率过快下降的趋势。要清楚我国不仅肩负发展的重任、而且面临沉重的养老负担，要明白没有积累何来增长。其次要认清消费永远不是增长的源泉。要明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要清楚发达国家消费率高有历史原因，其力图改变、但回天无术，因此不要以此为学习的榜样。第三要重视投资。要扩大国内中西部的投资，虽然我国总体的资本边际收益持续递减，但中西部的机器换人仍大有可为；要扩大走出去，尤其是亚非拉的投资，因为这些地区提供了大量的、仅存的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