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推行进度缓急的把握。王安石明白，当时积弊深重，不下猛药已无法疗救；他更清楚，他推行新法的权力仅仅来自宋神宗对他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具有不确定性，宋神宗可以随时收回权力，事实上他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已暴露出君臣之间的疏远。这都是王安石采取激进方式的深层次原因。至于他个人性格上的急躁执拗，只是次要的因素。熙宁二年他刚受命任参知政事，就在七、九、十一月，下令推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三法，每法之颁行仅隔两个月，这些新法均涉及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民生，实非长时间的缜密试点、逐步推广不可，如此密集推行新政，超出了全社会的承受能力，更无论具体执行机构和办事官吏能否跟进，种种乱象的产生遂势不可免。
王安石变法长达16年（王氏亲自主持者近七年，其他时间由神宗独自主持），其效果如何，迄无定论。大致说来，国家财政有所增加，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西北边防形势有所起色（王韶收复河、岷，拓境二千余里），积贫积弱的局势有所扭转。至于章惇、蔡京等人在崇宁直至靖康长达二十多年所推行的“新法”，实已变质，演成残民以逞的工具，排斥异己、倾轧报复的招牌，倒行逆施，国势日危，蔡京等人才是真正的亡国祸首。这与王安石无关，应作历史的划分。
元祐元年，当新法逐一废罢的消息传到病居金陵的王安石耳中，他还“夷然不以为意”，及至听说免役法也被取消，他“愕然失声曰：‘亦罢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之二“丞相荆国王文公”）他满怀悲愤，赍志而殁，我们对他的报国雄心、理国智慧、奋斗精神，尤对他悲剧性的一生，油然产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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