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创新与知识产权体系的中日比较
▼Kazuyuki Motohashi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Kazuyuki Motohashi教授将后疫情时代与疫情前时期的不同概括为：第一科技研发因为新冠疫情，都偏向了生命科学，呈现出一种“新冠化社会的后遗症”。第二，科学体系具有一定的弹性，私人研发投入非常重要(和雷曼兄弟破产后的经济大萧条那次不同，这次疫情对特定社会部门具有巨大的影响)。第三，本次疫情对社会人员及资本的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此影响将绵延深远，线下的活动向线上模式快速变化，数字化加速发展，人们的工作模式也发生了变化。第四民族主义抬头，全球化是否会向逆全球化转向。关于对IP系统、政策的影响，他表示：首先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制止“挪用”，也在通过开放式生态系统开发促进“他人适应”。其次，应促进以科学为基础的知识，开发人力资源以连接企业的“成文知识”与“隐性商业目标”。再次，人工智能时代的软件专利：比起硬件专利，其执行力相对较低。最后应采取地域性方法，在中国已有实行但仍存在思考空间。
主题演讲
02. 数字技术与知识产权法
主持人：毛昊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新冠疫情危机解决：专利法是助力还是障碍？
▼Axel Metzger 德国洪堡大学教授
Axel Metzger教授表示，这次交流不仅是对知识产权制度的讨论，也是全球新冠疫情下上海、欧洲两种截然不同情况的一种反思。欧洲远未达到“后疫情”阶段。新冠疫情带来了疫苗研发、药物应用、医疗设备等技术性挑战，以及药物的非歧视性接触、对全球南方的支援等社会经济性挑战都亟需知识产权制度介入。在专利系统中，高校、研究机构与基金等公共机构起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私有企业仍凭借市场化产品的研发能力遥遥领先。当前，由于新冠相关专利格局仍未明晰，来自政策性或社会性的压力激发了医药行业的自主研发。即便如此，仍需监管干预措施，如考虑在国家层面的强制许可制度、聚焦于专利信息披露与公开获取等问题的公共资金等手段。他总结：专利对药物与设备研发起了重要的激励作用，但专利也可能会阻碍获取与应用技术的自由度，这两者在新冠疫情期间尤其显现。新冠疫情是对自主研发和专利强制许可的一次应力试验，管理者应该在疫情与后疫情时期进行制度性的区分。
人工智能与著作权
▼李明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明德教授梳理了作者与作品、独创性、权利与义务的历史发展及概念演变，认为作品必须是来源于作者而非机器或动物的创作，作者与独创性是关键。以体育赛事转播画面为例，他认为近期的相关重要判决在这方面的结论有待商榷。他强调，著作权法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机器、动物之间的法律关系。如果机器或动物产生的结果看起来像是“作品”，那也不应是版权法或作者权利法下的作品；如果机器或动物看起来像有“创造力”，那也不是著作权法中所说的独创性。最终是人使得机器从事相关行为。他总结指出，“人工智能作品”、“人工智能发明”都属于伪命题。
数据保护与获取
▼Matthias Leistner 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院教授
Matthias Leistner教授认为数据访问具有重要性。而在数据保护方面，首先从著作权、数据库特殊权利、专利权等现行知识产权制度角度进行分析。在著作权层面，以汇编作品为例，认为著作权保护方式在合理使用等方面给数据保护带来限制，欧洲对数据库的特殊保护范围甚至比汇编作品的著作权更广，但也存在一定门槛。专利角度看，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有可能受到保护。其次，他对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规则制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著作权方面，需设立对文本和数据挖掘的免责条款，如合理使用新规则或对已有数据挖掘免责条款修改；专利权方面，需提升创造性要求和可行的披露要求；此外，可将商业秘密作为灵活性更高的的新保护方法；此外，还应发展对数据授权的合同、数据池、分享平台等非立法性规则与惯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