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她维护的是一些看起来虚无缥缈但是至关重要的东西。那是她的信仰，一名知识分子的良知，还有那些年轻的高校学生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如果老师总是嘴上跟学生讲着要守规矩，分对错，行动上却往后缩，还有什么说服力？那会让我看起来像个懦夫。”而且，“这所学校不一样”。李晴再三强调，在中国的标杆性学府内，风气必须被肃清。也正因为这是名校，她相信，事情会得到公正地解决。
根据宋进所在学校的规定，院系在收到学生违纪作弊材料后，对学生考试违纪作弊等违背学术诚信的情况进行查证核实，告知学生拟作出处分的事实、理由及依据以及学生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
宋进在收到处分通知书后，写了申辩材料。李晴也看到了。整整12页材料，语气冷静而恳切。“应该出自专业律师之手。”
申辩材料指出，李晴的动机有问题，处理此事时违反了流程。她靠着欺诈手段不正当地获取了证据，并刻意向校方隐瞒实情……
这是李晴第一次直面一名学生的反击。言辞犀利的申辩书，矛头也直指她的人品道德。读着这份材料，李晴哭了。“我突然就开始掉眼泪，我特别特别害怕。”
那时，从医院同事到学校的老师再到家人，都在叮嘱李晴，你要注意安全。
他们担心学生会采取极端手段打击报复。
2021年1月22日，李晴去往学校，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宋进的申诉会。
此前，李晴将所有的证据全部传送给相关部门做了一次备份，并又撰写了数千字的事实陈述材料，签上自己的名字，发给另一位同事。意思是，如果发生了我不能到场的情况，你要替我念出来。
“要是怕得罪这个，怕失去那个，你当然不敢往前走一步。我想过了，我好像都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李晴说，“比起忐忑，我更无法接受坐视不管引起的良心不安。”
申诉会上，校方只是再次确认了一些证据，李晴担心的“反转”并没有发生。校方之后驳回了宋进的申诉，维持了对宋进的作弊处罚决定。
走出申诉会现场时已经是中午，距离她举报也已经过了几个月。李晴如释重负，又有了想落泪的冲动。那是一种感动与释然交织的复杂情绪。
李晴知道，事情还没有结束。学生还可以上诉，申辩，这是他的权利。但是，就算这事要一直拖下去，一直牵扯她的精力，她也不怕。“这是我2020年做的最勇敢的事情。”她感叹。
视觉中国供图
老师抓作弊，压力大，怕报复
确实，举证学生作弊，并不容易。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王林、李奇曾对监考老师做过一次访谈。老师坦言，举证学生作弊的处理手续特别繁琐，心理压力大。而且，如果没有保留好证据，就得和学生扯皮，甚至打官司。“作弊证据不足，处理作弊事件所承受的焦虑与压力”和“害怕学生报复与指控”是教师忽略学生作弊的主要原因。
一些调查研究，或许可以为高校学生作弊行为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在多个实证研究中。担心不及格和为了评优评奖，是大学生自诉的作弊主要动机。研究也同样发现，大学生的学习目标取向功利，部分大学生对考试作弊的容忍度过于宽容。
2016年，武汉大学博士生赵癸萍选择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7所高校（包括职业院校）的1100余名学生作了一次问卷调查，超过一半的学生认同周围有作弊现象。2009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开展的本科生学术道德调查表明，12.9%的学生承认自己在考试中有作弊行为。
问答网站上网友关于作弊问题的回答
作为一名老师，李晴更看重的是学生的品质，而非成绩。但是，她也能深刻感到名校学生对成绩的重视。“很多人对学习成绩的认知是扭曲的。他们也许不爱学习，但就是要考高分。”因为考试而焦虑、抑郁，因为成绩而疲于奔命，在大学特别是名校，这一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毕竟，成绩和评优评奖、出国保研等学生个体前途紧密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