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擅长写普通市民，在书中《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这则短篇中，有一对夫妻，男人不愿意妻子去广场跳舞，但又不想伤害他的妻子，就提了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外衣最上面的扣子不能解开，解开就走光了。另外一个原则他自己也说不出来。“领子最上面的扣子不能打开就反映了当时深圳的一个状态，以及这些新移民当时的状态，包括《台风停在关外》，其实也是一对小情侣在台风来临之前，在一个草地上，后面有一个窥视者的视角。”潘凯雄说。
孟繁华说：“之前一直把抒写深圳的文字定义为打工文学是很狭隘的，深圳文学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很难以‘打工文学’涵盖，邓一光的作品就是典型的例子。一光的写作，特别是中短篇小说有非常鲜明的先锋色彩，一个作家受没受过先锋文学的洗礼，这个作家的创作、修辞，包括他的小说结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邓一光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敢于书写底层打工者各种各样的苦闷，通过一些丰富的细节来表达深圳打工群体的生活状态。这种关注的目光，这个注意力表明邓一光对底层群体充满了同情。这个同情当然不是廉价的同情，他里面也有批判。通过这样一些具体的细节，他把深圳这座城市里的打工群体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呈现表达出来。我们现在写一线城市生活的文学作品成功的很少，原因在哪儿？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城市文化没有构建起来，每个人充满了迷茫、困惑和我们价值观正在构成、城市文化生活正在构成的过程密切相关。这种迷茫、困惑和它的复杂性，在邓一光这12个切片里面得到非常充分的反映和表达。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时段里，邓一光的这本书代表了当下城市文学，特别是转型过程当中城市文学写作的最突出的特点。”
书中《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这个短篇中写：“哥哥手里握着一只金属材料拐杖，从夜总会大门里一瘸一拐出来，就像一块被巨大的患了水肿的肺咳出来的异物，有些伤感，有些不耐烦。”评论家李壮认为：“这听上去是特别形象的描写，其实细品它是有玄机的，一般说咳出了什么是一个有主体性的东西，但是这句话中是：就像一块被巨大的患了水肿的肺咳出来的异物，是肺把他咳出来，肺活了，而它的语境指的就是夜总会，夜总会背后是巨大的城市和它的系统，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被咳出来的东西，被巨大的水肿的肺咳出来的东西，我不再是主体，城市是主体，它操纵这一切。”
“尤其我看到这个书的背面提到波德莱尔和他的《巴黎漫游者》，我特意看了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他写到十九世纪的巴黎，波德莱尔的巴黎，我觉得很有意思，在那个时代像波德莱尔那样的漫游者、游荡者，甚至密谋者，在都市的人群中，在巴黎的古廊街下面，感受到的是兴奋和震惊，他在人群之中找到自己的安放。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到今天事情发生了变化，在邓老师的书里同样都是漫游者、密谋者、游荡者，但他感受到的不再是震惊，而是恐惧和焦虑，而且他站在古廊街下面感受到的不是人群中的安全感，他反而感受自己的凸显，一个人孤独活在疯狂运转的机器中，这可能是今天城市生活的精髓。”李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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