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根据挂牌公告等公开信息，以求助者身份致电北京、上海、广州、石家庄、济南、合肥、杭州、长沙、南宁等地相关部门，咨询反家暴庇护所情况。
有庇护所电话公开在了相关报道或公告中，可直接拨通；有的则需先联系当地妇联或民政部门咨询。咨询发现，大部分庇护所由妇联和民政、公安、法院等部门牵头，依托救助或福利机构成立，凭街道、妇联或公安开具的证明入住；需按救助站规定封闭管理，不能自由出入。也有庇护所表示，情况紧急可直接入住。有工作人员直言，“要和精神病人同住，做好心理准备。”还有庇护所透露，四五年来只庇护过一名受害人。
“首先要让人们知道”
依托民政部门救助或福利机构设立庇护所是国内家暴庇护场所的主要模式；也有地方妇联或社会组织依托国际合作项目、利用企业赞助等资源在社区服务中心或其他场所设立庇护所。
“救助或福利机构本身有场所便利，在安全上也有更好的保障。”长期关注家暴问题的律师李莹指出，“但依托这类机构设立反家暴庇护所，可能会存在门槛较高，入住不便；管理严格，不能自由出入；缺乏专业服务等情况。”
此外，这类机构本身的救助压力也无法忽视。疫情以来，褚俊秀接待的家暴受害人数量停留在了1196。成立时未另设编制和经费，庇护所的工作由褚俊秀在内的11名救助站员工义务承担。疫情发生后，救助站本身的救助和防疫压力明显，庇护所不得已停止了接待。不少求助者打电话来咨询，褚俊秀只能建议他们去亲友家或者酒店。
“我们也想给受害人提供更加私密的空间和更专业的服务。”魏志忠表示，希望未来能推动有关部门购买专门的家暴庇护服务，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以庇护所为联结，提供医疗、法律、心理等综合性服务。
成立于2012年的明心“栖息小屋”，至今共为包括儿童在内的99名家暴受害人提供了庇护服务，其资金就主要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
“资金来源单一、服务有待进一步专业化是当前庇护服务面临的主要难题。”刘萍说，迫于房租压力，“栖息小屋”已经搬了七次家，“政府购买服务的费用是针对整体反家暴服务的，除庇护所外，人员等方面也需要开支。”
反家暴社会组织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也影响着这类庇护场所的整体效能。全国人大代表徐萍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调研发现，截至2018年底，全国反家庭暴力社会组织不足百家，主要集中在东中部经济较发达地区，能向边远不发达地区提供服务的仅占23.3%。
今年全国两会上，徐萍建议，国家在设立条件、税收减免、行政部门指导等方面出台政策，大力扶持反家暴社会组织的设立和发展，以弥补反家暴社会力量的不足。
“当前反家暴庇护可以多元的形式提供，但首先要让人们知道有这一选择。”李莹称。她创办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组织——北京市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在反家暴法实施五周年之际，就公众认知度和满意度进行了网络调查，回收有效问卷近15000份。
调查显示，关于遭遇家暴可以寻求哪些求助的问题下，“申请庇护”的勾选人数是所列求助选项中最少的，“由此可见，本次网络调查的参与者对庇护所制度的知晓程度相对较低。”
李莹认为，在这方面的宣传上，多部门联动不可或缺，“人们遇到家暴一般都会先求助公安、妇联或者民政部门。他们可以告诉受害人，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进行临时庇护，还可以提供综合性服务，这是去亲友家或住酒店不能满足的。”
褚俊秀回忆，除通过报道得知或熟人介绍外，求助妇联、公安等部门是受害人找到庇护所的主要途径。刘萍也表示，明心多年来与社区、法院、公安和学校多方保持着交流，这些部门接收到家暴受害人后会积极转介至明心进行后续服务。
大年三十傍晚，李念打完工回到庇护所，给自己煮了一碗鸡蛋面。她想起十年前，也曾被丈夫打出家门，不敢告诉家人，一个人过了年。
“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他找到。”
（文中李念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