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炫目精美的外包装，接下来，张某蒙和霍某永便找到了王某恩。50岁出头的王某恩，是河南郑州郊区的一个普通农民，没有任何农药的生产资质。他在郑州市惠济区某小区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厂房，根据张某蒙夫妇的“订单”制作相应的“农药”。制药的过程很简单：将从农资市场上采购的原料按比例混合，手工灌装到张某蒙夫妇提供的包装袋中，就成了网页中宣传的大牌农药。如果订单量大，王某恩还会临时找人进行灌装。
假农药生产出来后，王某恩会按照张某蒙和霍某永夫妇提供的买家地址、购买农药名称数量等信息，通过快递发货。之后，张某蒙会和王某恩结算物流费用。
经统计，2015年至2019年，张某蒙夫妇将王某恩制作的假农药销往了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全国所有省份200多个城市，销售记录2000笔。
夫妻二人分别扮演六七个角色
为了让青岛杜邦看上去更加正规，也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张某蒙夫妇使用虚假的身份信息注册了多个手机号码和微信账户，利用网络的掩护开始了“一人千面”的生活。
今天他们是销售人员“苏蔓”，明天就成了“陈经理”，后天可能是“杜邦会计”。就这样，夫妻二人分别扮演了六七个角色。霍某永甚至还借了自己同学陈某某的身份证，专门到青岛开了四个银行账户，用于销售农药收款使用，让买家对青岛杜邦的存在深信不疑。
案发后，公安机关根据销售记录前往全国各地寻找农药的购买者。购买者普遍反映，虽然这些农药比正规农药价格便宜一点，但效果不好，根本达不到杀虫、除草的目的，用后不得不多次返工，既损害了庄稼又赔上了人工。
2019年7月，该案移送青岛市城阳区检察院审查逮捕。初到案时正常供述的张某蒙，在审查批捕阶段一反常态，全盘翻供，称自己对一切一无所知，都是丈夫霍某永在经营，自己只是偶尔帮霍某永接听电话；霍某永虽然没有翻供，但也“心有灵犀”地开始替妻子“脱罪”，称妻子很少参与，主要是自己在经营。
办案检察官根据部分买家的证言、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证据，认定张某蒙夫妇的辩解并不可信，张某蒙不但知情，还是主要的犯罪实施者，三人均已达到逮捕条件，遂依法批准逮捕三人。
多年的办案经验和敏锐的职业嗅觉，让办案检察官从这出“妻唱夫随”中认识到必须在客观证据方面做扎实，才能保证将来在法庭上打赢这场“仗”。
细核19本手写账本揭开迷雾
2019年9月，该案移送城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侦查机关依照补充侦查提纲补充了相关证据，找到了更多买家，调取了银行账户流水，将19本手写账簿以销售地区分类整理成了电子版。根据账簿整理后计算的总额，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犯罪数额为800余万元，但对张某蒙夫妇和王某恩的犯罪数额未作区分。
犯罪嫌疑人没有正规的记账簿，张某蒙夫妇的生产销售记录就是侦查机关现场扣押的19本手写账簿。这19本账簿以时间和“销售人员”的名字作为分类，如“2015年苏蔓”就是2015年以“苏蔓”的身份销售的情况。密密麻麻的账目记录着每一笔买家的个人信息、购买品种、销售金额等关键信息，看似是条目清晰简单的流水账，但细看发现其中还掺杂着只有记录者才明白的特殊记载方式和规律，每一个符号、每一种颜色都代表着不同的意思，其中的含义连霍某永都不明白，只有记录者张某蒙才知道。
查获的19本手写账簿
这19本销售记录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侦查机关也是将这些销售记录中记载的数额叠加后认定了800余万元的犯罪金额。办案检察官认为，这种计算方式在证明力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除了已经找到的小部分买家通过证言、转账记录等能够证实的之外，如何向法庭证明这19本账簿中记录的其余的每一笔账都是真实销售了呢？根据侦查机关的初步统计，19本账簿中记录的账目有2000笔，涉及买家近千人，散布于全国各个省份，找到全部买家确有困难。二是如何确定王某恩的犯罪数额？
根据法律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金额200万元以上应当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因此，详细计算每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数额，直接影响着他们最后的量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