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翔十七周岁的那年适逢征兵，他报名应征，体检后经过严格政审，身材不算魁梧但且壮实的他终于入伍了（时下当兵在年轻人中是十分时髦又无尚光荣的）。而且他是从大山里一走出，就到首都北京。我相信，当穿上军装的那一刻，莫说同伴们的羡慕，邻里们的夸赞，他自己肯定也很自豪。至于将来是否上战场，像《英雄儿女》中的王成那样——战斗到与敌人同归于尽；还是像《南征北战》里的指挥员——举着驳壳枪，带领一个班或者一个连向敌人阵地冲去.....。自从报名、体检到换上军装，这种出生入死的战场画面在他脑海里，自觉不自觉地不止一次的出现过。他不知道每个当兵的人，是否都会遵从拿破伦的那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名言？至少他是没有想过。但他非常明白：从军总与战争是分不开的，在战场上生与死就在分秒之间。当兵意味着什么？他心里自然清楚。说的再实际一点，就目前家庭状况而言，当兵不失为最好的选择，到部队去起码有碗饭吃，兴许还能学点什么。
这是曾翔第一次出远门。他永远记得父母兄弟姐妹们站在村口目送他远去的情景，当时内心涌出那股抑制不住地别乡离亲的酸楚——至今仍然难以忘怀。他走了，他带着用鸡蛋换来的那支心爱的毛笔，一同走向新的生活。
在部队紧张的新兵训练结束后，他第一时间就跑到琉璃厂，从书摊上买到一本唐人《灵飞经》小楷字帖。他找来各种废旧报纸，一练就是四年。于是部队里的黑板报就成为他一展书法的第一舞台。后来，他从每月六块钱的津贴中省出有限的钱，买一些有关书法的学习资料和书籍。工作之余，他继续坚持自学。直到“文革”结束后，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王任书法学习班”的招生启示。他像在迷雾中突然看到灯塔那样欣喜不已，报名后跟着王任老师从此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之路。
曾翔在军营生活了十一年，他所在单位是中央军委办公厅机要保密局，后又合并到总参办公厅。对于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可谓是经历过很多大事，见识过无数的大场面。如若问及那段经历，他总是呵呵一笑：仅仅是工作而已。至于他和谁照过相，和谁拉过家常，他只字不提。在这十一年的军旅生涯中，唯一在他身上体现出的就是，一身耿直豪爽的军人气质。诚然转业前，他已是小有名气的军旅书法家，曾获得过总参系统书法优秀奖（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离开部队，曾翔转业到中华妇女干部管理学院任院刊编辑部副主任。在这里一待又是八年。这八年之中他下海开过餐馆，而且一不留神又开启了连锁加盟产业。鼎盛时期，曾翔旗下拥有三家餐馆。要问开餐馆赚了没有？他说赚是赚了，只不过没赚到钱，倒是赚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各行各业的都有，但书法圈的不少。曾翔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就在这下海经商的八年中，他竟然连续入选第四、五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接着又连获第七、八届全国中青年篆刻展览一等奖；同时，他还担任过今日美术馆馆长，并成功举办过第一、二届“流行书风展”和“地域书风展”。我调侃他：你这九头鸟莫非有九臂八膀。他说：我恨不得真有九臂八膀，但我又不是神仙；人哪，一生中有些经历是必不可少的，其中过程是一种体验，成功不是终结，能从失败中探索那才过瘾。对有志者来说这是理想，对普通人来说这就是折腾。在北京的这些年，一路经历了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说：多大的事，为爱赴汤蹈火在所何惜！
为了昭示一个父亲因书法对家庭和妻儿的亏欠，曾翔爱女曾写过一篇《我的猪爸爸》。她把一个“没有尽到责任”的父亲，用爱恨交加的笔触描写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回头看，那个当年只想练好字，为乡亲们写写对联的“曾老三”已经脱颖而出。他从部队到中华妇女干部管理学院，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学院，后到中国国家画院的数十年间，他不满足日臻成熟的书法技艺，而是在继承中又离经叛道地大胆探索新的突破。用他的话说：创作就是遵循“喜新厌旧”或者“过河拆桥”的法则。曾翔究竟成功与否？我说了不算，其他人说了也无法定论，只有历史才能还其公论。
盛名之下的曾翔，围绕他的既有鲜花和掌声，也有非议和批评。面对种种褒奖和非议，他十分坦然而淡定。他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人走的路都是不能复制的，也不可能被复制；当别人说你好，你还别以为自己真的好，别人说你不好，你也别认为自己真的不行。再者，关于“吼书”岂止是曾翔独创？先贤张旭、怀素早已先河有之，如怀素的“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面对现实，曾翔如此豁达坦荡，这不正是智者超然的人生境界吗？作为旁观者，看着他在起落沉浮中一路高歌猛进，不由人想起：秦腔“乱弹”中那句浑厚而苍凉的唱腔“唉——走——啊.....”。一声哀叹——把人世间多少无奈和惆怅释然为天际间的彩云，给人以——永远要走下去的顽强与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