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的平台
外卖行业里有一个控制权重新分配的问题。管理一般是三方面，第一就是指导工作，员工按照老板的指导去做。第二是要评估员工工作当中的表现，第三是根据评估，决定给员工奖励还是惩罚。放以前的话，这三项工作都是老板决定的。
而现在呢，你会发现boss都不管了。谁来指导？平台给骑手开单，平台根据导航告诉他们先送哪个，再送哪个。消费者决定给差评还是好评。最后的奖惩又是平台根据消费者的评估来决定。你会发现这个“老板”找不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软件系统在负责第一项和第三项工作，第二项交给了消费者。
控制权一分配，相应的矛盾就跟着被牵引到了其他地方。技术遮蔽了对应的劳资关系，骑手即便有不满，也不知道找谁发泄，甚至有可能发泄错了地方。我当时就发现很多骑手是在真情实感地骂手机系统，觉得问题都是这个傻X系统造成的。还有一点，外卖企业的架构是一层一层往下加的，有区域经理、加盟商、站长等等，老板到底是谁，骑手已经找不着了。他们只能对着系统发泄。
我对女骑手也感兴趣，她们在这个群体占了8%左右的比例，但好像关于她们的报道很少。我最早观察女骑手发现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四五十岁。第二种从外貌上看比较男性化，很多理了个平头。第三种是小媳妇类型，一般是跟她老公一块干。
这个行业是男性主导的，女性进入的话多少有点不容易，所以她们在策略上要往男性这个方向靠，要抛弃掉一些女性化的特征。有男骑手就会挺鄙夷地说，那已经不算女的了。
但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是，到了冬天，大家都裹得严严实实的，蓝的黄的骑手制服，你看不出性别。但女骑手都会裹一条围巾，红的、黄的，很鲜艳的。我觉得这也是她们主动要的，去标识出她们女性的身份。
跟2018年比的话，我觉得骑手的处境可能是更糟糕了。你想2018年送一单的价格是8块，现在下跌到5块。他们要保证收入不下跌，只能不断地内卷，付出更长的工作时间，压缩每一单的配送时间，送更多的订单。
2018年我觉得换工作可能是一种反抗方式，但我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因为大家都在做平台，都是零工经济，你自以为走出一个牢笼，实际可能是进入一个新的牢笼。但没办法，因为很多骑手自身的条件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权。
（改变）很难。除非是平台想改变，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北京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去体验送外卖是有必要的。
而在消费者角度，他们并不了解背后的奖惩规则，这套规则是严重失衡的。我送外卖的时候，一个好评能加两块钱，一个差评扣10块，投诉扣200块，处罚的力度远远大于奖励的力度。所有人都害怕被处罚。有时候消费者给一个差评，骑手跑一单才8块，最后还倒欠两块，那可能“噌”地一下，骑手情绪就上来了。
更可笑的一件事是，当消费者和骑手产生矛盾后，平台反而成为了一个仲裁者。它负责判断谁对谁错，而这原本应该是平台或者说资本该负的责任。
你看平台发的一些报告，尤其像美团说疫情期间，骑手的数量不降反升，看着好像一切都很好。但这个行业到底好不好，你要看它的流动率高不高。如果流动率很高，说明它留不住人，那说明它本身还是有问题的。
我当时的访谈对象基本都已经不在这个行业了。我论文里的主人公是甘肃人，原本想在家开小饭馆，也没干起来，欠了很多债，他就到北京来送外卖。他住的就是城中村，骑手都会聚集在类似的地方，1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要住三四个人，条件也不好，他来北京两个月没有洗过澡。
他干了一年多，每天可能就送三四十单。除了他自己的吃穿用度什么的，能攒下来一半钱就不错了，还挺累的。2019年他就回甘肃了，在老家卖房子。
去年跟朋友吃饭，我还碰到了论文里另一个比较重要的主人公。当时我们在坐电梯，他拿着手机进来了，我们都戴着口罩，但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就认出对方了，也没说话，直接就抱在了一块。抱完了以后我才问他，你还在干这个？就这样聊了两句。他还要赶着送餐。他是少数还在干外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