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毅兴向记者展示盒子里的捐献器官荣誉证书。吴兰摄
中新网合肥8月22日电 (记者 吴兰)90岁的马毅兴小心翼翼地从书橱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膜包裹好的盒子，轻轻地放在桌子上。盒子里面有她和丈夫吴朗的志愿捐献遗体(器官)荣誉证书。
“我和爱人都觉得捐献遗体是好事，是好事那就去做吧。”马毅兴说，“丈夫吴朗已于2002年完成捐献遗体的承诺，他是小区第一个申请遗体捐献的人。”
这位生于1931年的老人，也在2006年和同住在合肥市邮电新村小区的周凤翼、吴荣坤办理了捐献遗体(器官)的登记。
82岁的吴荣坤身体硬朗，很是热心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者们“跑腿”。他整理的一份志愿者登记表显示，近20年间，该小区先后有38人登记捐献遗体，选择“医葬”，其中有8对夫妻，愿为医学事业发展尽绵薄之力。
“我是1990年开始从事遗体(器官)捐献工作。”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安徽医科大学接受站副站长付杰介绍，截至目前，安徽省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在册人数超过1万人，其中60岁以上的“银发一族”约占75%。据介绍，目前安徽共有4个接受站，其中安徽医科大学接受站共登记约5000人。
75岁的朱秀芳(左一)决定捐献器官“义举”常被人点赞“了不起”“真伟大”。吴兰 摄
75岁的朱秀芳回想起当初和老伴决定捐献遗体(器官)时的情形历历在目。
“2007年，丈夫被确诊为老年痴呆症。2009年决定签署遗体(器官)时，也是有思想斗争的。”朱秀芳说，“女儿心疼爸爸，接受不了遗体捐献，说爸爸得病已经够伤心的了，我们只捐献眼角膜吧。”
朱秀芳是安徽人，丈夫陈清秀是福建人，曾和老伴笑谈“身后事”，表示去世后骨灰就埋到小区里的某棵树下，“作为肥料也好”。
“这是老年痴呆，治不好的病，捐献遗体就是想找找病因，让后人少遭点罪。”朱秀芳开导女儿说。
2009年12月，陈清秀写下遗嘱：“我逝世后愿将自己的遗体(器官)无偿地捐献给祖国医学事业，使人类医学事业得以进步。为我国医学教育、科学研究和提高疾病防治能力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回忆起当初的情形，朱秀芳说得轻描淡写，但提及当时听到“脑子进水”“心好狠”的评价时，有些哽咽，眼含泪珠。如今因此“义举”常被人点赞“了不起”“真伟大”。
叶伟真和朱秀英是一对母女。“当时我在填写捐献遗体(器官)申请材料时，二年级的孙女问把眼睛给了别人，奶奶看不见怎么办？”叶伟真说，“奶奶去世后，再把眼睛(指眼角膜)给别人，给那些在黑暗中看不见的宝宝，到时候就有好多奶奶的眼睛看着我家宝宝成长。”
“我们都是普通人，很平凡。”叶伟真说，“为社会进步、人类医学做点小贡献，也的确有点伟大。”在听闻女儿的决定后，90岁的朱秀英没有多考虑，也做了捐献遗体(器官)的决定。
“既不给子女添负担，还能给下一代人补充点‘正能量’，为未来医学事业尽绵薄之力。”是这些甘当“无名英雄”的遗体(器官)捐献者们的共识。
90岁的朱秀英(左一)用报纸仔细包裹好她的荣誉证书。吴兰 摄
“这些志愿者，都很普通，他们没有豪言壮语。”付杰说，就是希望能给医学进步提供“实验素材”。据了解，志愿者捐献的遗体主要用于医学院校的教学科研、病理解剖研究、角膜等组织器官的移植等。
付杰介绍：“按照教学计划，每4到8位医学生应拥有一具用于教学的‘大体老师’，虽然目前捐献人数在逐年增加，但还不能满足教学需求，需要获得更多关注和支持。”
在医学界，遗体捐献者被尊称为“大体老师”。付杰介绍，安徽医科大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每一次组织学生上人体解剖实验课，都会向“大体老师”鞠躬、默哀，感恩致敬他们为医学进步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