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刚过，90岁的袁申元医生准时出现在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测完体温后，她缓步走入走廊尽头的那间诊室。
十几年来，每个周三下午1时，袁申元都会在这里和附近的新老“糖友”们见面，帮他们解决糖尿病防治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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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闺女一定是命好，才能在社区遇见您
今年是袁申元退休后的第20个年头。为了基层糖尿病防治事业，她依然坚持每周在三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劲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出一次门诊。
这天，袁申元接待的第一位患者是位年事已高的老大爷。他长期在老家生活，近期被儿子接到北京居住。此次找到袁申元问诊，老大爷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他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病情、用药等情况：“糖适平是早上一片半、中午一片半、晚上两片，我还服用二甲双胍、格列美脲……”由于听力减退，为了听清楚大爷的话，袁申元的身体不得不一再前倾。在长达1个小时的问诊过程中，袁申元耐心地回答患者和家属的问题，没有一次打断对方的诉说。
“袁主任看病特别仔细，她对待每一位患者都是如此。”一位和袁申元一起工作的医生满是敬佩地说。袁申元还是位爱管“闲事”的大夫。在看病过程中，如果发现患者患有在社区无法解决的并发症，或者有其他就医困难时，她都会尽力帮助解决。
她的患者中有一对母女，二人的血糖控制都不太理想。近期，女儿怀孕后血糖更是一路走高，眼看就要对胎儿发育造成影响，还有早产的风险，袁申元十分焦急。
“这是妊娠糖尿病，为避免流产、保护胎儿，必须马上住院治疗。”袁申元赶紧帮患者联系了一家三甲医院。孕妇入院后，在内分泌科和产科的共同努力下，血糖很快降了下来。
“我闺女一定是命好，才能在社区遇见您！”这位母亲感激地反复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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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模式成为“中低收入国家糖尿病管理的样板”
袁申元的糖尿病防治研究是从她60岁时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她主要专注于人体微循环研究。她发现，微循环障碍对糖尿病患者的影响最为严重，于是便在常人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时候，转而开启了糖尿病研究的新征程。
1992年，袁申元在北京同仁医院牵头成立糖尿病科。在当时开展的北京地区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中，她发现基层糖尿病患者急剧增加。刚从苦日子里熬过来的中国人对糖尿病这种“富贵病”的了解很少，更别谈预防和管理了。专业、系统的干预迫在眉睫，1995年，袁申元牵头成立了北京市糖尿病防治办公室。
虽然当时在医院还有很多工作，但袁申元每个礼拜总要腾出几个半天去基层，教基层医生帮助糖尿病患者控制好并发症。在她的感召下，很多大医院的专家都加入进来。三甲医院与社区卫生中心相结合的基层糖尿病防治模式，在探索中前行。
“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减少糖尿病致心肌梗死和死亡的一些规律，但他们用了30年的时间才完成。西方人吃黄油面包，中国人吃米饭馒头，人种也不一样，我们必须尽快摸索自己的经验。”为了这个目标，70岁退休时，袁申元和同事牵头成立了“北京市社区糖尿病研究”课题组。从2008年开始，课题组先后与200多位基层全科医生一起，对北京市5个区、2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4000例糖尿病患者进行防治跟踪研究。
十年磨一剑。该项研究发现，中国人在10年中，连续3年血压、血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标，就可以明显减少死亡和心血管疾病。经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初步估算，这一标准若能推广到全北京市，可以节约上亿元医疗费用。
2019年，袁申元的同道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学术会议上报告了这项成果。北京模式——三甲医院与社区医院相结合、长期管理糖尿病患者的模式，被国际糖尿病联盟推举为“中低收入国家糖尿病管理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