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蔡昉看来，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也不仅限于收入水平一个指标，还应该包括其他与人民生活品质相关的内容，“总体来说，中等收入群体应该具有在全社会处于中等水平的收入、稳定的就业、符合基本需要的居住条件、充分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一定数量的家庭储蓄和适度的财产收入，并且具有超过基本生存需要的相关消费等”。
2.社会流动：不能“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
掏空钱包跟家里借了钱付了首付，月供近10000元，交通费500元，加上每月税费扣除、伙食费等必需花销，在北京工作了9年的杨刚在买房之后成了“月光族”。月薪16000元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线城市的中产阶层，“现金流绷得很紧，不敢生病，每个月都要盘算钱怎么省着花，要不就供不起房了”。
实际上，像杨刚这样，收入水平符合“中产”层级，却几乎抵御不了突发事件且收入不稳定的“中产”，目前还有很多。
“由于中等收入群体本来易受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职业结构快速变化的状况下，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持续较长一段时期，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会上升，内心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担心自己被时代淘汰而失去工作，现在的中产生活水准降低，甚至有坠入贫困阶层的恐惧。”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坦言。
房贷、车贷、医疗、养老……重重压力让不少中等收入群体“喊累”。“有的朋友买了房之后每个月的消费额度就给自己留了1000块。”杨刚对记者说，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小城市“落脚”到一线城市，算是摸到了中产的边儿，但大家都有很强的焦虑感，尤其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怕再掉下去”。
这种焦虑感，无疑源自占比较大的刚性支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其核心要义就是要消除这些后顾之忧，加速社会流动。
蔡昉分析指出，历史上的社会流动，主要是横向流动，横向流动中也有纵向流动，比如居民收入、身份、地位的提高，以及岗位提升等。
而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中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显著放慢，这个时候，更应关注向上的纵向流动。“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合博弈，相当于挤一辆公共汽车，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这种现象如果发生，也会产生社会冲突。”蔡昉形象地做出这个比喻。
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蔡昉提出了“倍增计划”，并将这一计划聚焦脱贫后低收入农村人口、进城农民工、老年人三大群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有接近1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但仍是低收入群体。“经合组织国家的相对贫困标准是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中位数是14389元，它的50%就是7195元。假设30%的农村家庭符合这个标准，总人数至少为1.53亿，数量非常可观。如果能够把这部分人群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将创造又一个共同富裕奇迹。”蔡昉算了一笔账。
与此同时，如果能够把2.91亿外出农民工和2.7亿60岁以上人口变成中等收入群体，不仅符合共同富裕的社会进程，对于继续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意义巨大。
郑功成则认为，要破除利益固化的樊篱，完善共享制度安排：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尽快优化并健全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安排，全面加快各项福利事业的发展步伐，切实解除全民后顾之忧；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面向老人、儿童、妇女及残疾人的公共服务要统筹规划，以便让城乡居民真正实现全面普享。
3.缩小差距：让更多的人跻身中等收入群体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提出了实施居民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双倍增计划，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先行示范；在“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方面，明确要全面打造“善行浙江”，建立健全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鼓励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向上向善，参与公共事业等。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