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仓促撤军的决策个案，固然存在沙利文等人的问题，但其暴露出的更大困境可能还是目前白宫决策中的失衡。通常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总统在国家安全事务上最重要的决策机制，应该至少能够给予总统最为全面且关键的决策建议。在这个过程当中，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或者国务卿（还是其他人）当中谁更为主导，往往取决于他们与总统的私人关系以及相应地可能得到的不同授权。然而，在目前拜登的白宫中，不能说沙利文、布林肯等人没有得到总统的信任，甚至可以说他们都是总统一手栽培起来的亲信与助手。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一手栽培”的“门徒”感，总统并不会总是将他们视为是可以参考建议的来源，而更多是执行自己决定的人马。换言之，当一个从政生涯超长、自认为对外政策经验无人可比的总统，与一个由其附庸助手组成的决策团队配合时，其决策生态不言而喻。
无论是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通过并相应地组建国安会以来，还是更长的历史时间段之内，拜登与其“门徒”般的外交安保团队所组成的决策生态都是罕见的。这种不同于所谓“对手内阁”的“助手内阁”所导致的是比较典型的“小集团思维”。相熟的团队成员持相同观点且彼此强化，作为团队核心的总统是所有人成为团队成员的“原因”，也是所有人的职业“引路人”，自然完全可以固执己见。从某种意义上讲，拜登这种极度资深且自认为专业度极高的总统及其政治实践，正在将近年来美国总统制的扩权乃至“独大”推向更为极致的状态。
除了缺乏对团队成员及其建议的真正平等关注与考虑之外，拜登的资深与高龄也潜移默化地导致了其在决策中表现出异于往常的倾向。从心理学角度看，按照美国学者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分阶段理论，高龄群体往往表现出一种“对抗躯体衰退的自我实现”的追求，其基本力量的来源就是主观上毕生积累的“智慧”。同时，也有很多相关研究表明，虽然总体上更易趋利避害，但如果高龄群体认定某件事可以达成“自我价值的实现”，其冒险倾向并不会明显亚于其他年龄段群体。这些架空的判断如果相对简单地解释在拜登身上，就是这位高龄总统正在更为明显地依照其自认为的对外决策经验，来做出其自认为可以铸就历史定位的决策，即便可能具有一定冒险性。
在这种特定决策人设之下，自刚刚涉足华盛顿政治到出任副总统期间相对一贯的所谓“撤军”倾向，毫无阻拦地成为了拜登目前决策的方向。而其对加尼等人的轻易相信、对在“911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日之前结束在阿富汗存在从而彰显自身业绩的执念、做成往届总统想为而难为之事而获得巨大历史成就感的“诱惑”，以及在其任内彻底完成“大国竞争”与“印太”转向等美国战略调整的“宏愿”……这些都构成了驱动拜登坚定维持撤军决定的刺激因素。
拜登的时间表
喀布尔机场自杀性爆炸袭击之后，共和党阵营顺势掀起了反对拜登的又一波操作：多位国会两院议员开始要求拜登辞职或声称将对拜登发起弹劾。为了保持热度特别是“2024年的猜想”，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利也公开支持拜登必须因阿富汗撤军而离开总统职位，当然这位印度裔共和党女性政治人物还不忘多酸一句：不过给我们留下哈里斯，是更糟糕十倍的事情。
在要求拜登走人的同时，还有一些共和党人希望借机影响拜登政府未来的阿富汗政策。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参议员林赛·格莱厄姆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与阿富汗前副总统萨利赫以及小马苏德的代表通电话，进而要求拜登政府支持这些力量继续与塔利班对抗下去。
不管如何，这场豪赌之后，普遍观点认为拜登及其民主党人将在2022年中期选举遭遇极大的压力，大有可能将为此次仓促撤军买单；保守派舆论更是急不可耐地提前宣布拜登政治生涯未来剧本的彻底尘埃落定。
按照美国一般总统政治的时间表，前两年的政绩塑造中期选举，中期选举构成后两年执政的环境，进而也牵动大选。按照这个逻辑，阿富汗仓促撤军必然是要给拜登的总统生涯造成连锁负面反应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不是总统议程影响选举，而是选举影响总统议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