铛铛车刚刚注册那会儿，京城大众都觉得这是个稀罕的事物，纷繁一乘为快，有事无事，不论快慢，都要挤上去坐一坐，尝尝新。那时车票廉价，闻名学者金云臻先生回想：“往常从东四到西四乘黄包车，至少也要铜元三四十枚，电车票呢，分头号三等(没有二等)，头号铜元五枚到十二枚，三等只需三到九枚”，比黄包车廉价三到四倍，一会儿就赢得了平民大众的喜爱。头号一般设在前面，座位用藤编靠背，三等在后边，座位是车厢两边光木板的硬座。可笑的是，假如站在头号座位那一段，也要依照头号座的价格买站票。
其时，售票员在肩头挎一个黄色皮袋子或白帆布袋子，铜元、铜元票、毛票都放在里边。他们卖的车票，各段有各段的色彩，放在票板上，用红蓝铅笔一划，交给乘客。那时的售票员极有礼貌，满嘴的“有劳”、“费事您”、“哪位给老人家让个座儿”，听起来特别调和。在司机头顶上面有一块一尺多长，四寸多宽的玻璃小阁，里边写着站名，司机举手一摇，就会翻出下一站的站名，不识字的也没关系，只需提早跟售票员打招呼，售票员一准儿会提示您到站下车。而乘客再多，也是秩序井然，排队等车，先下后上，上车后也自动往里走，给后边的乘客行个便利。
抗战成功后，国民党政府不论民计民生，北京电车公司管理混乱，车辆破旧不堪且无人修补。到1948年北平解放前，全市能开的铛铛车就剩余5辆，还留下打油诗一首：“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上下六七次，八九十人推”，可见境况之惨。
3.铛铛车脱离后的北京公交
新中国建立后，首都的交通问题是人民政府侧重处理的头号大事之一，特别从南京调来88辆美国道济公共轿车，漆成红黄两色担任首都的公交运送使命，尔后又进口了匈牙利的伊卡洛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达大型齐头客车充当运送主力，到1957年，铛铛车不再作为公交车辆运用，也就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后来，公交车更新换代、前门上车后门下车、刷卡乘坐等等，都或多或少“强制”着人们学会有序搭车，而车厢播送里重复播映的文明出行提示，听上去颇让人无法，似乎是教成年人从头温习小学生都应遵循的品德原则。《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倒觉得，物质的丰厚与否，与社会风气的好坏并无必然联系。当有些人推重的是“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时分，不论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也承载不了那许多的卑微与贪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