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境内的牧民、农民以及诸属国、属部都承担着向国家缴纳贡赋、提供劳役和军役的义务。由于身分、地位不同，所承担的赋役名目也多种多样。而官僚、贵族、诸节度使等却享有免役特权。随着辽朝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制度逐渐完善，赋役制度也经历了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大抵在圣宗时期逐渐确定下来。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部落民赋役
契丹和奚人诸部牧民，岁输羊为常赋，以供国家所需和支付官俸。所输数目，以拥有牲畜的多少为等第。
常赋之外，节度使每年例向皇帝进献鞍马、珍玩。国家有急需、节庆或婚丧等，贵族、官员、宗室等也另有贡献。如皇帝及太子结婚，宗室、贵族等需进会亲帐幕、礼物和费用;皇帝死，进助山陵费。这些额外贡献，虽自诸宫、贵族、官员进上，而其诸物则皆出自部民和贵族的属民。此外，国家对官员额外加恩，有所颁赐，也皆取自于民。如奚六部大王萧观音奴“俸秩外，给獐鹿百数，皆取于民”。
贡赋之外，部民还需出力役，承担修桥、筑路、治河、搬运官物及其他工程。道宗时，贾师训在同知永州军州事任上，致力于减轻部民负担，又措置得法，一次就奏减永、龙化、奉圣三州“岁供行在役调计民功三十余万”;在扈从皇帝春捺钵活动时，“规度春、泰两州河堤及诸官府课役，亦奉免数万工”。
部民负担最重者，莫过于兵役。国有军情，皇帝视所需，征调诸宫卫、诸王府和诸部族军。诸部民则需自备武器、鞍马随从节度使出征。平时，诸部也各有戍边兵役。诸部戍军由节度使管领，屯驻戍守地区。老弱贫病者留居部落，由司徒管领从事耕牧。
长期的兵役，虽有轮换补充之制，仍给牧业生产带来影响和损失。圣宗时拓土开疆，镇州可敦城为西北军事重镇，驻兵屯戍。东北重点防御鸭渌江和黄龙府。西北、东北边境属部时降时叛，屯戍役户负担日益加重。部落富民被征调戍边，多致破产。有的则雇人应役，被雇者或中途逃亡，更有死于戍所者。至兴宗时，已成为影响政局稳定和国家兴衰的严重问题。
农户赋役
辽朝境内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户，因居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背景不同，赋役负担也存在某些差异。
《辽史·食货志》载：“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韩延徽曾献在草原安置汉人之策，并被采纳。后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参与了制度、政策的制定。“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
辽朝农户赋役制度的初定，当在此时。其范围，当只限上京和中京奚人所在地区的农户。太宗时，渤海故地和幽蓟十六州并入，有必要检核各地户口人丁，从幽蓟十六州的平稳交割判断，这时的赋役制度当是参照渤海、唐、五代之制确定的。圣宗和兴宗时，又做过某些修改和局部调整，大致只是数额的增减。
辽朝的赋役，凡田赋，计亩征收;徭役，随户物力高下征调。为均平赋役，也常括田、括户。
田赋南京、西京地区的田赋，与唐、宋一样，分夏、秋两季征收，并有正色、折色之分。《宣府镇志》载：“统和十八年，诏北地节候较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这当是夏税的缴纳期限。
农田有官田、私田两种。私田计亩缴纳赋税。官田又有屯田、闲田两类，屯田收粟归官，置仓积储，不得擅贷。闲田多募流民耕种，垦种之初，酌免租赋数年。后或由垦种者承佃，向国家交租;或许农民占为私产，依例纳赋。
东京道多为渤海迁民，赋役之制多从宽减，“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故较南、西二京为轻。
上京、中京道农户多为所俘汉人、渤海人，他们依据身分、地位的不同，纳税情况也不同。隶属州县的自耕农向国家缴纳田赋;佃耕奚人田土的汉人除缴纳田赋外，还要按比例向田主交租，即苏辙所说的“力耕分获世为客”，负担同宋朝境内缴纳分成租的佃客大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