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也不知是哪一位宋人，经过永昭陵，看着眼前物是人非，触景生情，在壁间题下一首深切怀念仁宗时代的绝句：“农桑安业岁丰登，将帅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归梦想，春风和泪过昭陵。”当宋人回忆起仁宗时代，感觉那是梦一样地美好而易醒。
赵祯时代也被誉为“盛治”，是治世的楷模。“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这话是邵伯温对赵祯时代的评价，却几乎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北宋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南宋卫泾说：“……故嘉祐之治，振古无及，社稷长远，终必赖之由此道也。”
一个显然并不完美的君主及其时代，为什么得到了宋代士大夫众口一词的称赞?
明朝士大夫朱国祯纵论千古帝王，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在他心目中，只有汉文帝、宋仁宗与明孝宗才配得上“贤主”之誉。明代最出色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给年幼的万历皇帝编撰《帝鉴图说》，择上自三代圣王、下迄两宋君主“善为可法”者，集成“圣哲芳规”八十一则，其中来自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的“善为可法”事迹最多。明末大学者王夫之对宋王朝的整体评价并不高，但他却不能不承认：“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赵祯并不是一名个性张扬、经历丰富的人，他的一生太平淡了，生于宫禁之内，成长于宫禁之内，老死于宫禁之内，如果不是出于礼仪所需，他不被允许踏出宫城。任何一名书写仁宗传记的作者，恐怕都无法如同给同一朝代的宋太祖、宋太宗与宋徽宗、宋高宗立传时那样津津有味地描述皇帝的个人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