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理念层面的差别，也决定了这场改革最后的命运。客观地讲，王安石变法在宋神宗朝，不仅没有失败，反而是非常成功的。富国强兵的目标实现了，有大量证据表明“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完全可以实现。从宋代保存下来的很多未经加工篡改的一手材料可以看出：宋神宗朝在土地开垦面积、市场繁荣程度、经济发展规模都达到了宋代甚至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高峰，神宗元丰时期的吏治是整个宋代最好的，就连民变——就是民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数量都是最少的。而且这些很多都是到南宋时期，由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书写者记录保存下来的，所以更能说明问题。
可是王安石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王安石追求一个“更好”的变革理想。在中国古代皇权政治下，这个理想必须依靠皇帝的意志才能够实现，否则寸步难行。
对于王安石来讲，宋神宗是千载难逢的好学生：天资聪颖、谦虚好学，志向远大，内驱力很强。所以他们两个才能一拍即合。可是这么好的宋神宗，还是有性格缺陷，做事情喜欢事必躬亲。所以王安石罢相退休之后，他就大权独揽，而且做事情不会抓大放小，执念太深、弦绷得太紧。就是那种一门心思奔着清华北大去，结果一次模拟考试没考好，弦断了，健康毁了，英年早逝。接下来呢，依靠血缘传承的皇位，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没办法保证皇帝死了之后他老妈不会来拆他的台，也没法保证继承人的政治素质。就算他儿子宋哲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皇帝，可从小生长在高压环境中，弦比他老爸崩得更紧，二十来岁就英年早逝。再接下来，皇位终于传给一个会放松的人了——宋徽宗，他老人家倒真是很长命，可是他最后把北宋王朝带到沟里去了。
我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变革当中最根本的矛盾：王道需要王权作为载体，但是王权的脆弱和不稳定，又决定了它承载不了王道的理想。所以“变革”会成为一件高成本、高风险、不稳定的赌博性尝试。一不小心，皇权过度膨胀，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反过来，固守祖宗之法，求稳、少变，各种意见相互制约，虽然效率低一点，处处掣肘，但是可以维持一个将就的平衡状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理解司马光，理解很多反对变法的士大夫们——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真是太不靠谱了。恪守祖宗家法，保持“不坏”，成了一个理性的，也是稳健的选择。宋代以后几个王朝基本上都是按这个套路走下去了。
那司马光成功了吗?其实也没有。大历史告诉我们，政治真就像考试一样，八个字“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追求“更好”，很大概率就会变得“更坏”。政治如果没有高远的理想和目标，想要通过固守成法来维持一个王朝的体制长久不倒，是绝无可能的，元明清三朝都这样，到中后期，一旦形成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贪污腐败、民不聊生。
所以，中国近代的革命和当代的改革，还是走回到了王安石追求“更好”的道路上来。“天下为公”的理想，共同富裕的愿望，成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今天中国主流的政治文化，就是要求不断精益求精的“更好”的状态。这次抗击新冠疫情就很典型，中国的态度就是更好、更好，还得更好，严防死守，直到把病毒消灭掉。因为像病毒这样的对手，不用强力的，甚至是拼命的态度去对付它，那就只能等着群体免疫了。
这种对更好的追求，就意味着每次考试都是奔一百分去，压力特别大，而且经常吃力不讨好，很容易挨骂。但是，高水准的治理体系，也正是在这样的挨骂当中，才能够不断锤炼和进步。
